馮嘯辰一向料事如神，但他這一回的預言卻并未應驗。博瓦德帶領的歐盟調查團并沒有灰頭土臉地滾回歐洲去，反而一個個歡天喜地，忙著和中國的風機制造商和配件商洽談代工和采購事宜，仿佛他們此行的目的不是來向中方興師問罪，而是上趕著來謀求合作的。
隨著石油價格不斷上漲，加之全球節能減排風潮的興起，風電和太陽能成為時下最熱門的能源投資領域。妨礙風電和太陽能發展的主要因素，就是成本問題。由于風機價格長期居高不下，風電成本遠遠高于化石能源發電的成本，導致風電場除非有政府津貼，否則根本無法與傳統的火電相競爭，而這又導致了風機企業的市場開拓受到了影響。
如今，中國人借助于廉價勞動力以及規模生產帶來的節約，把風機價格一口氣降低了三成有余，這讓歐洲的風機企業看到了機會。他們不約而同地想到，如果把風機轉移到中國來制造，或者哪怕僅僅是采用中國制造的部件，都能夠大幅度地降低風機價格。
價格降低了，他們就能夠游說歐盟各國增加風電建設規模。他們在每千瓦風機中能夠獲得的利潤不會下降，而銷售的風機增加了，這就意味著股東能夠賺到的錢增加了，這不是天上掉餡餅的大好事嗎？
至于說把生產轉移到中國來，會不會導致歐洲的產業空心化，以及會不會導致歐洲工人的失業，這就不是這些企業高管要考慮的事情了。就業與福利的事情，難道不應當是由政府去操心的嗎？歐洲各國的稅收高得嚇人，政府收了這么多的稅，多操點心有什么不對呢？
分別前往幾處的調查團遭遇的都是同樣的情況，博瓦德和埃米琳看著先前殺氣騰騰的企業高管們變臉如翻書，一個個與中方人員勾肩搭背，親密得像是失散多年的兄弟一般，也實在是有些欲哭無淚了。
你們的節操呢？
你們的臉呢！
“博瓦德先生，我們是不是應當想辦法阻止他們這種行為？”各路調查團回到京城之后，埃米琳找到博瓦德，向他問道。
“阻止？怎么阻止？”博瓦德沒好氣地反問道。
“凱爾公司和林重風機達成了一個口頭協議，凱爾公司表示要把他們的1.5兆瓦風機制造核心技術無償轉讓給林重，條件是林重為他們代工制造用于葡萄牙比什普風電場的200臺1.5兆瓦風機。在這項合作中，我們至少蒙受了兩個方面的損失，一是我們歐洲的核心技術被中國人獲得了，二是比什普風電場的業務實際上落到了中國人的手里，而我們原來是希望這個項目能夠為歐洲創造400個就業崗位的。”埃米琳說。
博瓦德嘆道：“我那邊的情況也是如此，道林公司表示要把自己的風機減速器技術轉讓給中國的新民液壓公司，由新民液壓公司為他們貼牌制造風機減速器，道林公司未來只負責減速器的銷售。你是知道的，道林的減速器占了歐洲風機減速器40的市場，如果他們把這項業務轉到中國來，他們在歐洲的企業至少要裁員2000人。”
“難道你沒有阻止他們的這種行為嗎？”埃米琳問。
博瓦德說：“我怎么阻止？新民液壓公司建立了一條年產15000套減速器的生產線，智能化程度遠遠超過了道林公司。他們的減速器出廠價比道林公司的成本還低30，即使道林公司不與他們合作，他們也會在兩到三年時間內把道林公司的市場全部搶走。道林公司這樣做，只是一種自保行為而已。”
“也許，我們應當規定在歐洲新建的風電場，設備中歐洲本土化制造的比例不應低于50…”埃米琳下意識地說，說完才目瞪口呆地發現，這似乎恰是歐盟前一段與中國扯皮的事情，不同的地方，只在于當時是中國人提出了國產化率達到50的要求，而歐盟則是高舉著自由貿易的大旗，要求中國政府必須取消這個規定。
“我們辦不到。”博瓦德說，“歐洲的那些風電投資商不會接受我們的要求。此外，就算我們辦到了，對中國人也不會產生什么損害，因為未來的風電建設熱點是在中國，他們僅僅依靠本國的風電市場，就能夠成長起來。而歐洲如果實行自我保護的話，最終只能在技術上落后于中國，永遠地失去競爭力。”
“可是，我們現在已經失去競爭力了。”埃米琳說。
博瓦德說：“我想，我們至少保住了研發上的競爭力。道林公司的奈伊先生對我說，他們把減速器的制造業務轉移到中國來之后，就可以專注于減速器的開發與設計，中國僅僅是他們的代工者而已。”
埃米琳點了點頭：“好吧，但愿這是真的。”
“愿上帝保佑歐洲。”博瓦德抬起頭，看著京城上空的霧霾，自我安慰道：“不管怎么說，把生產環節搬到中國來，至少減少了歐洲的污染排放。”
歐洲調查團離開了。除了博瓦德、埃米琳以及海因茨爾等少數人之外，大多數的調查團成員都覺得不虛此行。他們此次只是簡單地考察了中國風機企業的生產情況，與中方初步商定了合作意向。未來，各企業還會派出正式的考察小組和談判團隊，來與中方商議具體的合作方式，這就不需要贅述了。
“馮總，我真是服你了，這樣一局死棋，居然讓你走活了，而且還反敗為勝，從歐洲人身上又割了一大片肉下來。我們初步統計了一下，這次歐洲調查團里的各家企業，和咱們國內企業商定的代工意向和采購零部件意向，價值不少于40億歐元。歐盟組織這么多人大老遠地跑過來，真叫賠了夫人又折兵啊。”
送走一干歐洲人之后，徐振波拍著馮嘯辰的肩膀，感慨萬千地說。
馮嘯辰說：“徐司長過獎了，這可不是我的功勞。這局棋，我們占了勢，讓誰來下都輸不了。我們今年全國的固定資產投資達到20多萬億，這就是我們的底氣。如果沒有這么大的基建規模，我們也不可能讓企業擴大生產規模，這樣成本也就降不下去了。”
“哲學上不是說過嗎，量變導致質變，咱們的風機產業就屬于這種情況吧？”徐振波也拽起了理論。
“不止是風機，能源、電力、鋼鐵、機械，各行業都是這種情況。”馮嘯辰說，“我給你講個數字，1966年到1980年，咱們全國自行設計和制造的700毫米以上板坯連鑄機，一共是5臺；1981年到1990年，是9臺；1991年到2000年，是12臺。從2001年到現在，你知道是多少臺嗎？”
“這我哪知道？”徐振波笑著斥道，“你是搞裝備制造的，成天和這些數字打交道。我是搞外貿的，不涉及到進出口的事情，我哪能知道？”
馮嘯辰樂呵呵地說：“到目前為止，投產的有88臺，另外至少還有20臺在2010年之前能夠投產。也就是說，從2001年算起的10年間，我們投產的大型板坯連鑄機，至少是108臺，相當于1965年至2000年之間投產總和的4倍。”
“10年時間，相當于過去35年時間的4倍，這不相當于10年等于140年了？”徐振波咂舌道，“真想不到，咱們不知不覺之間，就走到這一步了。”
這樣的數據，其實徐振波也是知道一些的。進入新世紀之后，中國各領域都開始全面發力，外貿方面也是如此。現在中國一年的進出口貿易總額，相當于30年前的近300倍。此外，困擾中國多年的外貿逆差問題，時下也已經全面反轉，變成了大額的順差。國家的外匯儲備翻著番地往上漲，目前已經漲到了2萬億美元的水平。
徐振波70年代就在做外貿工作，算是“老外貿”了。他們這一代人當年聽得最多的一個詞，就是“外匯短缺”，說得最多的一個詞，就是“出口創匯”。在那些年代里，但凡涉及到出品創匯的事情，幾乎具有超越一切的特權。凡事只要說一句是為了出口創匯，各部門都會大開綠燈放行。
為了出口創匯，各地區、各單位不惜賠本甩賣，寶貴的石油、煤炭、銅礦、錫礦等等，全都是出口創匯商品。人家拿一臺設備，就能夠換走我們一船的礦石。與之相關的各種段子也是層出不窮，最惡搞的是說日本人買了我們生產的煤炭，運到東京灣去填海造陸，等著有朝一日全球煤炭耗竭的時候，再挖出來用…
這一切，都在不知不覺間改變了。中國不再是一個外匯短缺的國家，中國也不再需要出口資源來換取外匯，相反，我們還要花費大量的外匯從國外進口資源。用網上那些小年輕的話說，什么外匯儲備，不就是美國人印的綠色廢紙嗎？存在那里有什么用，還不如拿去買點石油回來。至于說買的石油太多，一時用不完，那也不要緊，找幾個山洞灌進去，啥時候不夠用了再抽出來就是了。
從賣煤炭給別人填海，到買石油回來灌山洞，這樣的逆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