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從美國回來。”
社科院的一間辦公室里，教授高磊態度矜持地對面前的兩名外國記者說道。
已經60歲的高磊精神健旺，衣冠楚楚，油亮的頭發夾雜著一些銀絲，卻正顯出一副學術精英的派頭。
80年代中期，高磊因為提出國際大協作理論而名噪一時，后來這一理論受到學術界和商界的一致質疑，認為把一個十多億人口大國的經濟完全嫁接在世界經濟鏈條上，不僅不利于國家的經濟安全，世界經濟也無法承載。再往后，中央一些領導人在內部談話中對這一理論提出了批評，高磊因之而陷入了長達近十年的沉寂期。
在這段時間里，高磊在社科院的位置并沒有受到影響，他的學術研究和國際交流依然能夠順利進行。鑒于在國內很難找到發聲的機會，高磊開始尋求在國際刊物和國際會議上發表觀點，并逐漸受到關注，達到了“墻里開花墻外香”的效果。
到90年代后期，高磊在國際學術界已經闖下了偌大的名聲，國外的多個機構給他授予了一系列的頭銜，諸如什么“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學家”、“發展經濟學百人提名”、“芝加哥大學年度10大思想家”、“克萊登大學終身榮譽教授”等等。
頭銜有了，研究經費也隨之而來。歐美的若干個學術基金會爭相向他提供研究基金，幫助他在中國開展學術研究。在其他學者苦哈哈地為著國內幾萬塊錢的社科基金窮經皓首的時候，高磊賬上的美元已經多到花不出去的地步。
在中國的學術機構里，頭銜和經費都是硬通貨，尤其是你得到的頭銜還是國外授予的，那又比國內的什么榮譽含金量要高得多。許多研究機構都希望高磊能夠到他們那里去掛個名字，這樣他們就可以聲稱自己的機構里擁有什么樣級別的學者。幾十所國內高校給高磊發了聘書，聘請他擔任客座教授，每年只需要去開一次講座，就能夠獲得數萬元的客座教授津貼。
高磊的博士生名額也成了香餑餑，因為讀高磊的博士能夠拿到從他課題經費里發放的高額津貼，能夠有出國參加學術會議的機會，機票全都是國外基金會贊助的。參加學術會議的次數多了，你就能夠結識國外的學術大咖，屆時想申請到國外去做個訪問學者或者博士后之類的，也會更加容易。
總而言之，今天的高磊已經遠非昨日可比。20年前的高磊雖然在國內也算是風云人物，但總脫不了一股土鱉氣息，說話做事還得小心翼翼，避免和國家政策相違背。而到今天，高磊已經涅槃重生，進化為一名國際學者，張嘴閉嘴都是新自由主義的普世價值觀，中國的一切對于他來說，都是土得掉渣，需要狠狠地進行鞭撻才行…
“我在美國出席了由加州大學主辦的新制度經濟學年會，并在會上發表了我的最新研究成果。我認為，中國經濟落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盡管我國在十多年前就已經提出了建設市場經濟的口號，但時至今日，我們國家的制度依然是管制經濟制度，政府在經濟中扮演了過于重要的角色，束縛了經濟發展。許多政府官員，包括一些位置很高的官員，都誤以為技術能夠決定一切，而忽略了制度才是技術發展和創新的基本條件。”
高磊操著流利的英語，向兩位歐洲記者侃侃而談。
“高教授，你說中國的制度依然是管制經濟制度，你能給我們舉幾個比較近的例子嗎？”一位名叫康茨的記者問道。
“這樣的例子很多。”高磊說，“就拿最近中國發改委推出的首臺套重大裝備促進政策來說，這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計劃經濟的產物。”
“我們也聽說了這個政策，但對于政策的細節并不了解。請問高教授，你親自參加過這個政策的制訂嗎？”另一位名叫伯恩斯坦的記者問道。
高磊說：“我沒有直接參與這個政策的制訂，因為我從一開始對于這樣的政策就是持否定態度的。國家財險公司為了顯示決策民主，專門派人來征求我的意見，我提出了十點質疑，認為這個政策完全是有悖市場經濟原則的，也違反了中國加入世貿協定時候的承諾，這樣的政策一旦出臺，將會使中國的改革開放倒退十年以上，并使中國的入世成果化為烏有。”
呃…，咱們能不能不要這么夸張啊？兩名記者都有些受不了了，危言聳聽明明是我們記者的看家本事好不好，你這樣說話，算是戧行了。
康茨和伯恩斯坦是通過歐洲的一個基金會與高磊聯系上的，名義上是一次普通的采訪，但實際上卻是希望高磊對首臺套政策提出批評，這樣歐洲媒體就可以用中國人自己的觀點來質疑中國政府的政策，從而達到向中國政府施壓的效果。關于這一個采訪目的，基金會在與高磊聯系的時候就已經明確說過了，現在高磊與記者的問答，一定程度上屬于按照劇本在演戲。
高磊在無數個學術場合里都聲稱自己是“公共知識分子”，是所謂“獨立學者”，自己的學術觀點不會受政府的左右。這個標簽讓他在新興的互聯網世界里得到了廣泛的贊譽，有無數以“公民”二字作為頭像的網民成為他的擁躉，他隨便發一條博客，就能夠贏得數十萬的點擊以及數以千計的轉發。
但自家人知道自家事，高磊很清楚，自己的“獨立”只是相對于中國政府而言的，對于國外的金主，他絕對不敢獨立，而是必須照著金主的吩咐去說話做事，否則人家能夠給予他一切，也能夠收回他的一切。
國際基金會左右學者的思想，當然不是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而是在基金申請的時候巧妙地給予一定的暗示。比如說，你的學術觀點認為太陽是圓的，那么基金會就會把你拒之門外，反之，如果你認為太陽是方的，就能夠輕易地贏得基金會的青睞。有了錢，你就能夠廣收門徒，能夠參加各種學術研討會，并在會上重復太陽是方的這一觀點。
當一個學術圈子里有越來越多的人說太陽是方的，那么“日圓派”就會被嘲笑為落伍，優秀的學生也不會投奔他的門下。而“日方派”則會蒸蒸日上，直到學者自己都相信太陽的確是方的，自己眼睛看到的東西不過是幻覺而已。
高磊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都是在國內完成的，而且是在80年代前期，學的是很正統的蘇式政治經濟學，所以他最初是信奉計劃經濟理論的。他提出國際大協作理論，也并沒有脫離計劃經濟的思維模式，強調的是由國家引導產業與國際接軌，形成國際合作鏈條，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這一點高磊并未否定。
在自己的理論遭到批評之后，高磊嘗試著轉向了西方學說。此時正值西方經濟學界提出“回歸斯密”的口號，即回到亞當斯密所鼓吹的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模式中，拒絕一切政府干預。高磊寫了一些這方面的文章，果然得到西方學者的好評。在這種情況下，他一發不可收拾，全身心地投入到新自由主義理論的研究中去。當然，說是研究，其實主要也是拾西方學者的牙慧，然后再結合一些中國的事情來加以發揮。
西方學者對發展中國家的事情不了解，所以研究發展中國家的文章往往容易受到關注。你在文章里說中國只有30萬人喝得起可樂，西方人便覺得終于發現了一個有良知的學者，居然揭露了這樣的真相，如果不是他揭露，大家還以為中國人真的能吃得飽飯呢。
高磊通過寫這樣的文章出了名，得了利，慢慢地便把自己寫的文章也當成了真實，在各種場合賣弄。他的一些演講被人錄成文字，在網絡上傳播，每每被冠以“總算有人說真話了”、“你不可不知的中國秘密”、“是中國人就轉”之類的標題，加上他的教授身份，總能讓一些人信以為真。
有些學者認真研究了高磊的成功秘訣，發現只要敢于胡說八道，在今天的世界上就能夠揚名立萬，于是也紛紛效仿，一個比一個說得更邪乎。高磊有時候也會看看這些學者發的文章，當發現其他學者的觀點也與他一致的時候，他就更加相信，自己說的都是真的…
這就叫莊周夢蝶，夢來夢去，他已經弄不清自己到底是莊周，還是蝴蝶。
剛才高磊對兩位西方記者說首臺套政策的推出，是改革的巨大倒退，他還真不是故意要夸大其辭，而是內心就是這樣想的。這些年，他已經習慣于從任何一點蛛絲馬跡中“發現”改革倒退的跡象，而且每一次都必然是巨大倒退，稍不留神就會全面崩潰。他寫了許多文章預言即將到來的危機，雖然每一次都沒有應驗，但這并不妨礙無數人稱他是“最清醒的經濟學家”。
這真是一個奇妙的時代，傻子太多，騙子都不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