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赫煊拿出一張支票，遞給普利茲兄弟說：“兩位神父先生，請務必收下。℡雜v志v蟲℡”
史汀生無意間看到支票額度，50萬美元雖然是筆巨款，但他并沒有對此特別心動。史汀生不缺錢，他本人雖沒有特別龐大的家業，但他可以調動的資金絕對碾壓周赫煊。
我們以前介紹過，史汀生是美國的前國務卿，以后還會當戰爭部長。他監督研發原子彈，并主導對日核打擊，又在戰后建議保留天皇制。
這些都是史汀生表面上的職務和功績，在暗中，他還是一名黑暗騎士——美國骷髏會成員。
如果說，威廉·塔夫脫把骷髏會引入第一個黃金時代，那么史汀生就是第一黃金時代的鞏固者和執行者。這家伙不僅歷任美國的陸軍部長、菲律賓總督、國務卿和戰爭部長，還前后給七位美國總統當私人顧問，堪稱政壇不倒翁。
在史汀生手中，美國正式進入政商二元社會結構，骷髏會幾大家族在鐵路、軍火、金融等領域得到真正意義上的整合與強化。
好吧，姑且認為這些都是地攤文學，誰讓本書叫做《民國之地攤崛起》呢。
至于咱們偉大的羅斯福總統，在地攤文學里面，似乎跟史汀生并非一路人，因為羅斯福屬于共濟會成員。
關于骷髏會和共濟會的真假很難辨別，那些地攤內容不僅在中國流傳，歐美也有很多人選擇相信。因為骷髏會和共濟會的確真實存在，只不過很多事跡被夸大了，有些陰謀論者，更是把珍珠港事件、水門事件、911事件等等全都往這兩個組織身上套。
共濟會其實離我們很近，特別是住在上海的朋友，可以去靜安寺的上海醫學會看看。
那里有一棟西式古典風格的米色樓房，墻體裝飾有六芒星和圓規角尺標志。大樓東面一樓窗戶下嵌著建房時的碑刻，倒數第六行中央刻有“FREEMASONRY”，字面理解為“自由工匠”，英文翻譯即為“共濟會”。
老上海人把這棟大樓稱為“規矩會堂”，即是共濟會在上海的第四座總部大樓——第三座總部大樓建在外灘，1930年時賣給了日本郵船會社。
由于周赫煊的關系，現在不僅上海共濟會總部被盯上，就連香港共濟會都被日本間諜各種監視。其實人家共濟會在亞洲也沒干啥，有點類似于比較高級的聯誼俱樂部，而且只招收洋人會員，根本就不理睬亞洲人。
后世遍布兩岸三地的“中國美生會”，有人說即為共濟會的中國分支，包括孫中山和常凱申都是共濟會會員。
其實如果仔細推敲，就能發現只是美麗的誤會而已。
“中國美生會”或者說“中國共濟會”，就是特么的洪門啊！只不過洪門借用了共濟會的“圓規矩尺”標志，而且還把共濟會的英文名套用過來——中國美生會（洪門）叫做ChineseFreemasons，而共濟會則叫Freemasonry。
這種誤會應該屬于洪門大佬刻意為之，因為華人在美國地位很低，而共濟會又貌似很牛逼的樣子，于是直接把洪門的英文名取為“中國共濟會”（“美生”是“自由工匠”的音譯）。
所以，孫中山和常凱申不是什么共濟會會員，而是洪門中人，只不過洪門的英文名叫中國共濟會而已。
當初周赫煊跟常凱申瞎扯淡，把共濟會一頓亂吹。由于兩人使用中文對話，老蔣完全沒有反應過來，事后派人調查才知道，原來洪門的英文名就是“中國共濟會”，于是更加覺得原版共濟會高大上。
中國共濟會和共濟會，標志相同，名稱相似，其實八竿子打不著，類似于“大個核桃”和“六個核桃”的關系。
讀者們以后看到有誰用中國共濟會或中國美生會裝逼，那就狠狠打他臉吧，畢竟《民國之地攤崛起》也具備科普性質的。
閑話休提…
史汀生雖然不在意那50萬美元支票，但普利茲兄弟卻嚇了一跳。
亨利·普利茲說：“這些錢太多了，請周先生收回。我們建立的協會，是美國人援華協會，只接受美國人的捐贈。”
“不，”周赫煊把支票塞到對方手里說，“普利茲先生，現在的中國淪陷區，還有很多中國人處境艱難。他們被日軍肆意搶奪財物，好多家庭被洗劫一空。我希望，貴組織能夠聯絡在華傳教士，用這筆錢資助那些生活貧困的中國人。”
法蘭克·普利茲問：“為什么不讓中國人出面援助呢？”
周赫煊解釋道：“西方人援助更安全，日本暫時還不敢跟歐美列強撕破臉。”
“好吧，那我們收下，”亨利·普利茲承諾說，“我會把周先生的捐贈，每一分都用在中國人身上。”
周赫煊又問：“兩位神父，你們覺得日軍在南京殺了多少人？”
法蘭克想了想說：“現在公認為有上萬遇難者，但據我的親身經歷，我估計至少有五萬以上。因為國際安全區就接納了近30萬難民，但我們離開中國時，安全區里登記的難民數量只剩下25萬。”
“我推測南京遇難者人數，至少有30萬，而且接近40萬。”周赫煊凝重地說。
“怎么可能！”
三個美國人齊聲驚呼。
史汀生瞠目結舌道：“日軍在南京殺了30多萬人，他們是魔鬼嗎？”
法蘭克搖頭說：“日軍攻打南京時，南京的平民有50多萬，再加上近10萬的潰兵，南京城內中國人的總數量才60多萬。而國際安全區還保護了25萬難民，如果日軍屠殺了30多萬人的話，難道他們把南京城殺空了？”
周赫煊點頭說：“很有可能。我聽幸存者說，在國際安全區以外，南京城里已經幾乎見不到活人了。”
“噢，上帝！”史汀生難以置信。
亨利問：“周先生有確鑿證據嗎？”
周赫煊搖頭說：“我手上有大量的一手資料，但還沒有更多的證據。我已經聯系了拉貝先生，他正在坐船趕來美國，他手里的證據更多。”
“是德國的約翰·拉貝？”法蘭克問。
“就是他。”周赫煊道。
法蘭克說：“拉貝先生確實是個正直的人，很其他能與他再見面。”
約翰·拉貝就是《拉貝日記》的作者，此君雖然屬于納粹黨員，但并沒有做過任何壞事。不但如此，他利用自己納粹黨員的身份，擋住了日軍無數次的刁難。他是南京國際安全區的主席，用自己的私人住宅保護了600多個難民，而他和朋友一起建立的安全區，保住了25萬中國人的性命。
有一次，日軍翻墻進入安全區，拉貝連忙趕來制止暴行。在得知拉貝是德國納粹以后，那些日本士兵連忙道歉，準備從大門出去。拉貝憤怒地命令日軍重新翻墻出去，大概意思是從哪里來，就從哪里滾，兇殘的日軍居然也照做了。
就在前些日子，拉貝回德國并寫信給希特勒，詳細講述了日軍在南京的暴行。
希特勒大罵日本是野蠻民族，認為其屠殺手段不文明，屠殺的藝術應該是不見血的，然后命令蓋世太保嚴密監視拉貝行蹤。
作為南京國際安全區的主席，拉貝在德國的地址很容易查到。于是周赫煊給拉貝拍電報，說要在美國為拉貝出版南京日記，拉貝立即就答應了，并帶著家人坐船往美國這邊趕。
同樣的見證人還有魏特琳女士，她的日記在美國《同學》雜志連載，但內容都跟金陵女子大學有關。作為女子金陵大學的安全區負責人，魏特琳只收容中國婦女，而這恰恰成為吸引日軍的關鍵，經常有日軍闖入校內搶女人。
到后來，魏特琳只能自己守在校門口，嚴防日寇獸性大發。但日寇卻總是幾個人把她包圍控制，再分出人手進校搶婦女，讓魏特琳分身乏術，心靈倍感煎熬。
如今魏特琳還留在中國，但她的精神已經出現問題，再過兩年就要抑郁自殺，在她家鄉的墓碑上刻著四個中文字——金陵永生。
同樣自殺的，還有半個多世紀后的張純如。她長期研究南京大屠殺史料，她的著作引起西方社會對南京大屠殺的關注，自己卻長期受到精神折磨和日本右翼分子的威脅，終于在抑郁當中吞槍自盡。
《拉貝日記》中記錄了500多起屠殺案例，《魏特琳日記》也記錄了多起強暴、綁架和殺害婦女案例。周赫煊不僅要出版這兩本日記，他還要根據大量一手資料，自己寫一本關于南京大屠殺的書籍，并且要在美國和歐洲出版。
不能等到20世紀末，才讓張純如一個弱女子，備受煎熬的揭露南京大屠殺，在得到歐美社會關注后卻抑郁自盡。
有些事情，必須讓世人銘記，而且越早越好，越久越好。
周赫煊無法做保護者，但他卻能做一個揭露者。
“兩位神父先生，還有史汀生先生，我準備寫書揭露南京大屠殺，請你們務必幫忙，不能讓血腥殘酷的事實被掩蓋和遺忘。”周赫煊突然鞠躬道。
“我們會的，請放心。”普利茲兄弟立即保證。
史汀生也承諾道：“我會保證書籍順利出版。”
史汀生的承諾，才是周赫煊真正想要的。因為在此時美國孤立主義盛行的政治氣氛下，就連日軍轟炸美國戰艦的影響資料，都被刻意刪減后才公開放映，更何況是關于南京大屠殺的書。
史汀生已經伺候了六個美國總統，他在美國政界影響力極大。更難得的是，加盟骷髏會的惠特尼家族，也跟史汀生站在一邊，迫切希望美國盡快參戰——惠特尼家族想發戰爭財大賣軍火。
有了史汀生幫忙，就能保證大屠殺書籍的順利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