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進入十一月，上海陷落，淞滬會戰結束。
南京國民政府宣布遷都重慶，劉湘對此表示舉雙手歡迎，暗地里聯合宋哲元和韓復榘，打算把老蔣堵在夔門之外，堅決不讓中央軍入川搶地盤。
胡適被老蔣任命為訪美特使，已經在美國轉悠了三個月，對宣傳中國抗日、贏得美國民間支持做出了巨大貢獻。一個月前，他和王正廷終于得到羅斯福召見——跟周赫煊一起觀看奧運會的王正廷，被重新啟用了，現在擔任中國駐美大使。
胡適詳細講述了中國抗戰局勢，懇求羅斯福放棄妥協思想，否則中國必敗，而中國一敗，美國就將失去遠東和太平洋，美國幫助中國屬于幫助自身。
羅斯福表達了對中國的同情，并且安慰胡適不要悲觀。他很看好中國，他覺得中國必勝，然后繼續賣給日本各種戰略物資。
事實上，這次訪美特使的任務，老蔣最初想請周赫煊來執行。但被周赫煊婉拒了，因為神仙也難說服羅斯福，與其跑去美國痛哭乞討，還不如留在重慶做一些正事。
與此同時，馮庸也拜托胡適和王正廷，讓他們在羅斯福面前求個情，把飛行俱樂部的飛機開回中國參戰。當初周赫煊訂購了不少先進軍用飛機，但合同要求不得加裝武器，也不得把這些飛機運離美國。
羅斯福對此的回應是，讓馮庸聯系美國國防部，而國防部如今還在開會討論此事。
馮庸急得如同熱鍋上的螞蟻，他想帶著飛行員回國抗日，卻又知道國內沒有足夠的飛機，只能天天堵在五角大樓門口，都跟五角大樓的衛兵們混熟了。
隨著響亮的哭聲，廖雅泉肚子里的孩子呱呱墜地。
又是個大胖小子，周赫煊這回沒有尋章據典，而是給兒子取了個非常平實的名字——興國，周興國。
廖雅泉兩耳不聞窗外事，對正在進行的中日戰爭毫不關注。她現在全部精力都放在小兒子身上，只等著哪天日本打來重慶了，提前移居到美國或者英國，為此她還專門抽空惡補英語。
“先生，南京來電！”于珮琛拿著電報快速走來。
周赫煊接過電報紙，卻是羅家倫發來的，大致內容為中央大學即將搬遷，校址定在重慶沙坪壩松林坡。羅家倫知道周赫煊的岳父是搞房地產的，想請周赫煊幫忙尋找建筑隊，等中央大學搬來就立即動工。
周赫煊道：“給羅校長回信，就說一定辦妥，請他放心。”
“好的，我馬上就去。”于珮琛轉身就走。
不得不說，羅家倫真的很有能力。清華大學在他手里，從一所教會學校變成國立大學，并確立了未來幾十年的一貫校風。而中央大學在他手里，則成為抗戰期間內遷最好、損失最小、復課最早的高校。
早在1935年5月的時候，羅家倫就詳細考察了四川，認為重慶山川險峻、物產豐富，且為西南交通中心，于是把中央大學的內遷校址定在重慶松林坡。去年，中日關系變得更加緊張，羅家倫便指示學校后勤部趕制大量木箱，當時校內師生都不知這些木箱有何用處。
淞滬會戰打得如火如荼之際，羅家倫又組織師生，將學校的物品打包裝箱，分批從南京往重慶內遷。
此時很多人都還覺得，說不定淞滬會戰能像幾年前的一二八那樣，由列強調停而很快結束。恰逢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正在調停中日戰爭，于是中央大學一些師生就給羅家倫起了個外號，叫“陶德曼的哥哥——逃得快”。
直到南京國民政府宣布遷都，中央大學的師生才佩服不已，認識到他們羅校長的遠見卓識。
有人把中央大學的內遷，形容為“雞犬不留”。不僅農學院的良種家禽家畜帶走了，還把醫學院用于解剖的24具尸體也帶走了，這些尸體一路泡著福爾馬林，分毫未損的到達重慶新家。
十一月底，當南京的其他大學還在討論是否搬遷、如何搬遷時，中央大學的第一批師生已經抵達重慶。由于新校舍還沒開始修建，這些師生暫時借用重慶大學的校舍，一天功夫都沒耽擱就直接復課。
十二月初。
南京，中央大學。
羅家倫是最后一批離開南京的，他再次巡視校園，只見全校人員和設備財產都已半空，心情十分高興。
走到農學院的時候，他看到牧場的良種家禽還在，立即叫來牧場職工：“你們幾個，把這些豬牛羊都處理了，或吃、或賣、或帶回家養著都可以，只要不落到日寇手中就行，老子一根毛都給小鬼子剩下！”
農學院牧場的家禽家畜皆為良種，每樣選一公一母已經帶走，眼前這些是挑選剩下的。
四個牧場職工都是普通百姓，最年輕的也有四十多歲了，雖然不認得幾個字，但說出的話卻讓羅家倫頗為驚訝。
吳謙說：“羅校長，這些良種牲畜，有的是老師同學多年耗費心血培育出來的，有的是國家花外匯從洋人手里買來的，都是學校的寶貝，丟了怪可惜的。”
“是啊，”曹占庭附和道，“老師和同學們這次去重慶，每樣只帶了一公一母，以后動物實驗都沒法做，還得慢慢培育才行。”
袁為民說：“我也怪舍不得的。”
王酉亭道：“羅校長，不如把牲畜都帶去重慶吧，還讓我們來照料。”
羅家倫苦笑道：“現在南京居民正在大舉搬遷，連人都坐不上船，更何況是這么多牲畜。”
王酉亭頭發花白，老實巴交，平時不怎么吭聲，此刻卻說得斬釘截鐵：“羅校長，我向你保證，一定把這些良種牲畜帶去重慶，絕不丟棄，更不留下來便宜日本鬼子！”
羅家倫對此不置可否，笑笑就離開了，他以為四位牧場職工只是說著玩而已。
四位工友卻當真了，他們推舉年齡最大的王酉亭為領導，自己掏錢加班加點的趕制木籠，把雞、鴨、狗、兔子之類的裝進籠內，又將木籠架在馬、牛、豬、羊身上，趕著牲畜登上了四艘木船。
在日寇對南京發動總攻的前一天夜里，四人劃著木船匆匆離開。
此時日寇已經包圍了南京城的東南西三面，他們只能從北方繞道，半路又遇到日機轟炸中國船只，于是又棄船登岸，趕著牲畜奔皖中山區進發。為了躲避戰事，他們先是北上去了河南，再折返進入湖北，一路上風餐露宿，艱難無比。
在許昌時，正逢大雪，天寒地凍，雖千方百計的保護，還是有一些兔子被凍死了，四位工友心痛得大哭。當然也有開心的事，半路上兩頭荷蘭奶牛，產下了兩頭活蹦亂跳的小牛犢。
他們帶著動物大軍來到武漢時，日寇也進攻武漢了，只得連忙朝宜昌進發。他們的愛國義舉感動了當地民眾，被免費送上輪船，終于可以放心的坐船去重慶。
四人再與羅家倫見面時，已經時隔將近一年，輾轉各省數千里。
羅家倫看著歷盡風霜、蓬頭垢面、衣衫襤褸的四位職工，還有那些死了幾只兔子、多了兩頭小牛犢的良種牲畜，激動得淚流滿面，立即組織全校師生歡迎功臣回家。
這就是中央大學內遷“雞犬不留”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