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杜魯門又一次坐在了白宮內閣會議室內，他是作為候任總統參加內閣軍事會議的，而且他還擁有相當大的決策權，可以說他在正式就職前就是半個美國總統了。這樣的安排雖然不符合美國政治的慣例，但也情有可原，畢竟美國正在打一場非常艱難的戰爭。
作為下一任的總司令，杜魯門必須在繼任前就參與到美軍的最高決策中去，這樣才能保證不出現指揮中樞的短暫混亂。
不過此時坐在內閣會議室里面的杜魯門，還是發現美國的指揮中樞正處在一種混亂思維的控制之下。
而在杜魯門看來，這種混亂思維的根源是戰和不定。一方面知道打不贏，想要求和；另一方面則迫于美國國內的主流民意、國會的壓力（現在美國國會是朝小野大）和民主黨在競選時夸下的種種海口，必須堅持“政治正確”的和談條件，使得和談大門實際上被關閉了。
在這種打不贏又沒法談的情況下，實際上是軍事冒險主義的“以打促和”戰略，就成了白宮和參謀長聯席會議最熱衷的選項了。
可是包括杜魯門自己在內，所有能夠坐進內閣會議室開會的大人物，又不敢將冒險進行到底。他們只敢在依托太平洋的南美洲南部地區進行冒險，而不敢在大西洋方向上弄險。
所以現在的美國軍事戰略是在東南太平洋南美洲南部地區進行軍事冒險，而在大西洋主戰場實行軍事保守主義路線。
“…目前我們對圣地亞哥的進攻比較順利，艾森豪威爾上將指揮的部隊已經完成了對圣地亞哥的三面包圍，并且切斷了圣地亞哥和蒙特港之間聯絡。
位于智利中部的瓦爾帕萊索港的第一期擴建工程已經完成，港口的吞吐能力比原先增加了100，可以滿足至少50萬地面部隊和1500架作戰飛機的高強度作戰需求。
而德軍控制的蒙特港吞吐能力有限，還遭到太平洋艦隊的潛艇封鎖，穿越安第斯山區的公路也經常遭到我陸軍航空兵的轟炸，輸送能力已經大打折扣。
因此參謀長聯席會議判斷，德軍目前無力在圣地亞哥保持10萬人以上的軍事存在。而且也沒有能力輸送足夠的彈藥和重裝備前往圣地亞哥。如果我們繼續向智利增兵，應該可以在1945年初解放智利首都圣地亞哥…”
總統參謀長威廉.萊希在今天的會議開始的時候，就甩出了一個在1945年初占領圣地亞哥的計劃。
他接著又說：“同時，我們還應該加強對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轟炸規模。派出更多的B17和B24轟炸機，以及可以執行遠程護航任務的P51型戰斗機。這樣我們就能在白天開展空襲，從而加速庇隆政權的崩潰。”
“我們的兵力夠用嗎？”杜魯門插話問，“如果要進攻圣地亞哥和展開對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晝間空襲，需要投入大量的陸上和空中兵力吧？”
“我們可以從英屬圭亞那撤退。”威廉.萊希回答說，“我們在英屬圭亞那的作戰已經達成了目的，現在可以結束了。”
實際上美軍在英屬圭亞那快失敗了。德軍在百慕大群島戰役后不久，就在距離喬治敦不到100公里的新阿姆斯特丹登陸。同時還用海軍和航空兵封鎖了從特立尼達島通往喬治敦的航道，讓登陸的美軍陷入了補給嚴重不足的困境。如果不是為了拼大選，參謀長聯席會議早就命令喬治敦的美軍撤離了。
現在選舉人投票也已經結束，杜魯門的總統大位完全落實，也是時候在大西洋上全面收縮了。
“那么…”杜魯門看了一眼坐在總統位置上的華萊士，“和平談判的通道呢？現在還敞開著嗎？”
杜魯門知道華萊士這個人太理想主義，而且對美國人民和黑人兄弟的好朋友墨索里尼同志存在許多誤解。因此在當上了“臨時總統”后就給了熱心和平的墨索里尼一個冷屁股。而沒有了墨索里尼居中斡旋，和平談判就變得很困難——沒有了老墨，美德之間的談判級別一下子落到了大使級、領事級的，不再是原本的領袖級了。而且在美國的其他朋友中，也沒有誰可以如墨索里尼一樣，對希特勒和納粹黨輸出相當大的影響力了。
“和平談判的大門當然敞開著，”國務卿科德爾.赫爾皺著眉頭說，“我們駐羅馬的大使管和德國駐羅馬的大使館一直保持接觸。”
“我想安排肯尼迪先生訪問羅馬，”杜魯門說，“就在我就職之前。”
他還沒有忘記哈里.霍普金斯的忠告，準備讓肯尼迪去走墨索里尼的路線同德國人和談。
如果有可能的話，他還想讓肯尼迪以美國副總統的身份密會一下魯道夫.赫斯甚至是希特勒本人！
華萊士的眉頭皺了皺，似乎想要開口阻止，可是科德爾.赫爾卻搶先說道：“先生，沒有問題，馬上安排。”
畢竟杜魯門才是當選的總統！屬于華萊士的時間，已經不多了。而且杜魯門還給華萊士安排了很好的職位——他將在杜魯門接任總統后出任戰爭部長（陸軍部長）。
所以華萊士在赫爾開口后，也點了點頭，算是認可了這個安排。
他想了想，又說：“我想我們應該在肯尼迪先生訪問羅馬的時候發起圣地亞哥戰役。如果我們能攻入圣地亞哥市區，對于和平接觸肯定是有利的。”
“和平的條件呢？”杜魯門問。
和平條件早就公開了，就是“杜魯門五條”。不過杜魯門現在提出這個問題肯定不是忘記了“五條”的內容。而是準備跳票了…
不過要跳票也不能馬上就180度大拐彎，畢竟民主黨現在沒有控制國會！
“美洲民族自決是有可能實現的，”國務卿科德爾.赫爾說，“在美洲保持代價高昂的存在未必符合德國的利益，而且加拿大一旦重回大英帝國，德國整合歐洲的難度就會增加。但是澳洲多半會尋求歐洲的庇護，以免遭到日本的侵犯。”
“民族自決當然也包括成為歐洲人的選項！”杜魯門說。
“不割地也是可以的。”威廉.萊希補充說，“德國人多半不會考慮讓地面部隊攻入美國，所以他們對我們的本土也沒有野心。”
“完全的門戶開放估計是沒有什么希望的，”財政部長摩根韜說，“歐洲不可能向我們開放市場，不過可以簽訂一些貿易協定…就算是門戶開放了。
另外，幫助歐洲和平重建可以…可以替代賠款，在一定程度上滿足歐洲對重建資金的需求。”
“裁軍和限制軍備對于財力不如我們的歐洲也是有利的，相信會得到歐洲人民的擁護。”
即將接任戰爭部長的華萊士也補充了一句，算是對杜魯門“跳票路線”的支持——雖然他現在是民主黨內主戰派的領袖，但他也不能反對和談本身，他能夠反對的只是對美國不利的和平條件。
杜魯門點了點頭，“那么…我們的底線在哪里？”
“底線？”華萊士警惕地問。
“掏錢的底線！”杜魯門直截了當地說，“我們可以給他們多少錢？”
這才是問題的關鍵！德國人是不會在乎拿到的是“政治不正確”的賠款，還是“政治非常正確”的援助。他們要的是錢，越多越好！
“這必須和共和黨、布爾什維克黨和國家法西斯黨商量。”華萊士皺著眉頭，用帶有一些警告意味的語氣說，“如果數額過大，比如達到1000億美元的話…恐怕就要進行一些政治上的交換了。但是這樣的交易將會造成民主黨的分裂和瓦解！”
在民主國家中，國會經常是個權力交易的市場——這并不是貶低民主，民主不等于大公無私，更不等于所有的選民會在所有的問題上都達成一致。不同的選民群體之間存在利益沖突是非常正常的，而代表選民的議員在國會中進行一些交易，以使得自己所代表的選民的利益得到一定程度的實現是非常多見的手法。
而共和黨所代表中上階層選民在國內問題上的訴求，就是廢除一系列有社會主義傾向的新政立法！如果民主黨想在賠款問題上取得共和黨的支持，那么就必須在廢除新政立法的問題上支持共和黨。
可是擁護新政立法的選民又是民主黨的基礎，如果民主黨在國會中背叛了他們，那么1946年的中期選舉就將是民主黨崩盤的日子。
而面對選情崩潰的前景，民主黨內部很有可能先發生分裂！一部分堅決擁護新政并且反對向歐洲屈服的國會議員可能退出民主黨去和布爾什維克黨共建社會黨，而另一部分民主黨保守派則很有可能會加入國家法西斯黨去守南部七州的鐵票區。
到了那時，民主黨的末日可就真的為期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