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蘇聯處理各種刑事犯罪大概就是九十萬件，其中不良行為和人身犯罪就占了五分之二。未成年人的不良行為，農村的不良行為，在城市街道夜間進行的不良行為，是不良行為罪行的典型。其中發生最多的時間是晚六點到十點期間。這一切都說明，所謂不良行為，是同業余時間和社會的非組織性和文化水平低有關連的典型的犯罪。不良行為的累犯比其他犯罪的累犯率高得多。
其中發生最多的時間是晚六點到十點期間。這一切都說明，所謂不良行為，是同業余時間和社會的非組織性和文化水平低有關連的典型的犯罪。不良行為的累犯比其他犯罪的累犯率高得多，“臥槽！這不是自己么？”謝洛夫拿著自己一對照，覺得這個不良行為的歸納里面讓自己中槍無數，活脫脫就是自己剛初中畢業到第一次上班之前的樣子。
至于犯罪分子百分之九十都是男人，里面又有百分之九十是喝酒之后犯罪，這還用內務部分析，世界上哪個國家犯罪不是這樣。喝酒之后鬧事讓謝洛夫感覺又中一槍，看來以后內務部要少來，這種感覺怪尷尬的。
當然這種犯罪嘛，通常不會造成太大的危害，后面一種才是要命的東西。僅次于不良行為而占第二位的是侵犯人身的犯罪。故意、殺人、重傷害、強、奸，其他危害個人生命、健康、財產的犯罪包括在內。這里突出的是未成人的犯罪。他們引起很多殺人、強奸、重傷害案件。根據數據，殺人案件約占侵犯人身罪總數的十分之一。
未成年人渣保護法？也不能這樣說，這條法律畢竟也保護過他自己。當然如果反過來站在現在這個位置，這條法律就相當礙眼了。要想繞過去，就必須把古拉格重新建立，或者擴大精神病院關押范圍。有時間和謝列平談一談…
大義凜然的謝洛夫放下了統計報表，回憶一下后世自己成長過程，其中社會治安的越來越好伴隨著自己這種人被不斷打擊。那變化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呢？等等！謝洛夫抬起頭問道，“去年的兇殺案破案率是多少？”
“大概是六千二百件，其中城市占了八成。鄉村和集體農莊占了兩成左右。”刑偵管理總局局長干脆的回答道，這些數據顯然記在他的腦子里。
“很好！好個屁…”謝洛夫就像腦筋短路一樣一句話里面出現了兩個完全不同的轉折點，用一種無能的目光看著這位內務部的重要干部，“一百一十萬人的內務部？就給我交出來這么一份滿意的答案？”
將近一半的兇殺案無法破案，難怪這種犯罪行為打壓不下去，一個殺人犯如果殺過一次人，就難保不會來第二次，因為有了經驗的他已經適應了不適，同時心中會升起一種警察不過如此的感覺，往后的顧忌會更少。
一時激動之下謝洛夫差點就喊出命案必破這種不過腦子的話了，幸虧沒喊出來丟人，不然謝洛科夫可能會以為他姿勢不夠。后世這么高的技術都做不到，現在的蘇聯就自然更做不到了。
“各加盟共和國以及各州內務部、下屬內務總局、內務分局。開始夜間巡邏，以后內務部增加夜間警察的巡邏時間，各地標準時間午夜十二點之前，重要地點應該有巡邏警車來回巡視。”謝洛夫邊想邊說道，“全聯盟所有大學、中學、小學按照規模的不同，必須有一人以上的內務警察住校，如果某些地區太偏遠做不到，挑選出來一個當地學校的保衛人員做這件事，如果是學校的保衛人員，最好是兩人以上，一個人是不能被信任的。”
“莫斯科、列寧格勒、基輔的監控系統已經表明，強大的社會監控是破案的最直接證據，那么是時候推廣到全國了，首先推廣到所有人口十萬人以上的中型城市、隨后幾年的時間在整個聯盟建立起來遍布全國的監控網絡。”謝洛夫敲著桌子默然的道，“我要任何一個蘇聯人，走在任何一個地方，都知道自己是安全的。”
“讓每一個殺人犯知道，如果他殺了人，必然將會面對被槍斃的結局。犯了大錯，我們就不能給他們第二次重新再來的機會，這是我們蘇聯內務部的標準。”謝洛夫不緊不慢的強調道，“安全、秩序、法律！”
“這樣的話，我們內務部人力和資金都有缺口。”謝洛科夫這并不是敷衍，大投入就說明他的部門人力會增多，影響力會擴大。這不會因為勃列日涅夫讓自己看著謝洛夫，他就會反對，他憑什么反對讓自己重要性加大的事情。難道因為上司的年齡比自己小了十七歲就嫉妒？這么說完全是因為真的有困難。
“我出國給你們搶錢，可以了吧？”謝洛夫咧著嘴巴笑道，“投入社會監控的設備資金問題，我來負責，你們只要能把我們的犯罪率降下來，就對得起我了。”
話一出口，整個會議室哄然大笑，謝洛科夫擺擺手讓人把窗戶打開，里面人間仙境的環境才算淡化了一些，雖然這個季節會有蚊子，但相信蚊子也會為了生命著想，絕對不會飛進來。對于在座的干部來講，這也絕對是一件好事，監控設備一旦在全國布控，會極大的降低內務部的工作量，他們多出來的警力可以用在別的地方，就像謝洛夫說的可以放在學校當中，保護學生們的安全，增加社會的巡視力度等等。
總的來說，謝洛夫按照自己從小到大，一個小鎮成長過程中的治安變化，提出了幾個意見，最重要的還是社會監控和重點地區巡邏，內務警察總是在夜間出現，也會提高普通人的安全感，對學校的防護增強，更容易處理未成年犯罪。
“還有就是各地內務部門的總部，最好是相隔的距離調整一下，我的意見是在路途通暢的條件下，城市中的本地警局巡邏車，可以在五分鐘以內趕到地點，也就是說兩個內務局距離，最大不能超過十分鐘。從今年開始，每一年我都要看見，我們的刑事犯罪率在降低，直到降到和西歐國家一個標準。”謝洛夫和謝洛科夫商定之后，定出來了這個標準。
也不是所有問題都能解決，至少喝酒這個問題他這個國家安全總政委就解決不了。誰都直到人在酒后會沖動，很多案件也是這么發生的。但這件事就是沒辦法，他管不了毛子喜歡喝酒的特性，只希望喝酒之后殺人的傻x少一點。
回到盧比楊卡之后，謝洛夫編寫了一套安全條令，包括普及法制教育、提高人民安全意識一些老生常談的東西，在一些人眼里這都是廢話。然后從中間開始強調要建立一個看得見的社會，讓人們知道安全的重要性，拐彎抹角的把全民監控這件事說了出來。隨后通過電報下發到蘇聯全國。
條令剛剛出現就引起了一陣渲染大波，作為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最有存在感的主席，謝洛夫再次占據了不少西方報紙的頭條，把全國人民監控在牢籠里面。謝洛夫，一個擁有極度控制欲的狂人，等等這種頭條的報紙被銷售一空。
國內關于謝洛夫在內務部總部大發雷霆，發誓要消滅犯罪和文化界對監控的批評兩種消息同時傳開，大發雷霆當然是假宣傳部傳出去的。至于文化界的抗議，那倒是實實在在的，這幫人就恨不得自己是人上人，一點管控在他們眼中都是對自由的褻瀆。不過狗屁沒用，至少蘇聯中央主席團里面，根本沒人把他們當做一回事，連赫魯曉夫都算上。
傳言的愈演愈烈，最后勃列日涅夫都找了一個機會把謝洛科夫交到了自己的家中問道，“謝洛夫在內務部大發雷霆了么？撤了你們幾個干部的職務？”
“沒有啊？那幾個干部是因為問題被撤職的，當天謝洛夫只是提出了一些遏制問罪的意見？”謝洛科夫一腦袋問號反問道，“我也不知道這種言論是怎么出來的？”
“看來，謝洛夫好像受到不少人的惦記，不光國外的報紙，連我們國內都有人希望他早點離開克格勃！”勃列日涅夫話鋒陡然一轉陰沉的道，“那些人都是潛在叛徒，你猜謝洛夫會怎么做？”
所有對謝洛夫建立全國的監控系統文化界人士，第二天統統都收到了秘密警察總局的預防警告，瞬間百分之九十的文化人全跪了，只有幾個名字很大的知識分子還在鬧，不過也掀不起什么風波。
“以為你們骨頭多硬，還不是怕了？”謝洛夫擺平了文化界的反對聲音，公開對著西方的報紙叫嚷道，“有種你們以后別和我學，今天罵我的國家我都記住了，以后我有機會會在罵回來，一群白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