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田當然是不辛苦的，作為一個公司駐蘇聯代表處的負責人，這種事情是非常公平的，干多少活賺多少錢，某種意義上比蘇聯用行政手段強行把各種工作拉成一個階級更有積極性。世界總是這么矛盾，要平等就要限制某些人的個人能力，個人能力全部體現就會造成人和人之間的不碰等，某些情況下只能在其中選擇一個。
任何地方人們都有等級的存在，蘇聯雖然在行政和制度一直致力于消滅等級的存在，但和一個高級干部和一個普通民眾所獲得待遇仍然是不同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都是這樣，索性六十年代的干部還不像二十年后這么囂張。現在蘇聯干部老實本分并不是蘇聯人覺悟多么高，而是另外一個原因，在大清洗和強調階級的環境中，克格勃封閉了整個蘇聯對外的來往渠道，蘇聯在大清洗之后的干部還比較單純，沒有學會如何利用半合法的手段來謀取利益，再加上斯大林和赫魯曉夫時期干部階層一直不穩定，也沒空想這些問題。
勃列日涅夫時期就有所不同，干部階層的穩定讓各地的干部開始有充裕的時間來想辦法如何繞過等等的規章制度來為自己的生活打算，反正他們有的是時間來謀劃，不用擔心莫斯科一道命令下來撤了他們。
但在接觸當中仍然會顯露出來這種差別，讓藤田這個一個辦事處的負責人來找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席來談判，還是超出了這個日本人的能力。在從濱海邊疆區的地方黨委大樓出來之后，藤田往東京方面去了一封電報，不出預料的收到了一封以八嘎開頭的回電，嚴令藤田要解決這個問題，無視本來是東京總部非常認可的壓價建議，打工仔的悲哀命運就來源于此，資本主義不講感情。
在藤田受夾板氣準備去莫斯科的時候，謝洛夫在參謀完今年的宿舍擴建計劃后，非常有效率的嚴令在九月份之前必須把地基弄好，明年就要解決所有下屬同志的住房問題。是明年解決，因為今年剩下的時間只夠打地基，蘇聯因為緯度的關系，一座平房必須打一米深以下的地基，要想建設集體宿舍大樓，必須需要考察當地的條件，挖出來深度十米到二十米的地基，這個過程必不可少，完全是常識。
如果省略這個步驟，很可能就是第一年新家第二年危房，和一般人認為蘇聯一年四季都很冷不同，蘇聯的夏天雖然短暫但還是存在，溫度足以讓凍土開化，如果省略了打地基的步驟，熱脹冷縮這個基本原理可不是鬧著玩的。要是學習美國人用木板搭建房子，估計西伯利亞的蘇聯人第二年需要克格勃派軍隊過去收尸。
打地基還要考慮地下水的滲透問題，以及當地地質的問題，不是謝洛夫大嘴一張用命令就能解決的，如果當上克格勃主席的謝洛夫學赫魯曉夫的為意志論，估計就是另一個玉米運動，第一書記能扛得住不代表他也能扛得住。
盧比楊卡廣場十一號的克格勃主席辦公室內，這對于總部的干部是一個神圣之地，至少現在是這樣的，在內務部被拆解了很多年之后，克格勃的主席終于變成了通常意義上的自己人，謝洛夫的上任不會出現外行領導內行的狀況，讓所有安全體系干部都很滿意，在住房令下達之后，就變得更加滿意了。
謝洛夫要在勃列日涅夫徹底穩固地位之前，把一切自己經歷過的東西全部提供出來，整個蘇聯當然是有難度，但單獨在一個部門推行倒也不是多么困難。省的安全體系的干部被別人拉攏，穩固住自己的基本盤在想別的。
當然本職工作還是要做的，情報部門主管還是要進行情報工作，給本部門同志發福利只是額外工作，如果說英國和美國算是蘇聯克格勃的強勁對手，那對面的陣營也不是沒有薄弱點，這個薄弱地點的所在，就是驕傲的法國人。
冷戰時期克格勃在法國最成功的一次行動，就是打人法國對外情報和偵察機構。克格勃對外情報和偵察機構中活動著一個代號為“藍寶石”的小組。第一總局領導人亞歷山大薩哈托夫斯基手頭有一份對外情報和偵察機構的完整計劃，該計劃是由對外情報和偵察機構負責人波列格羅林將軍制定的。
薩哈托夫斯基還定期收到該機構這一報告的副本。戈利岑也提供了一些有利于逮捕審叛喬治帕克的材料，這使他的證詞聽起來更加可信。他還透露，克格勃已經知道對外情報和偵察機構準備成立一個在美國收集科學情報的分部的計劃。該部于一九六二年開始行動。但是戈利岑只有一些關于克格勃在法國行動的斷斷續續的消息，大部分情報都不涉及具體問題。即使是那些促成逮捕帕克的消息，實際上也只是將最初懷疑的圈子縮小到七人而已，后來也是在對這七人進行監視之后才查出了帕克。
戈利岑的坦誠在對外情報和偵察機構廣為人知，因此不可能像對帕克那樣對他進行長期的秘密監視。戈利岑作了上述聲明之后，一種陰謀理論得到傳播，使調查進一步受阻。在美國類似的理論使得詹姆斯恩格爾頓開始懷疑中央情報局“社會主義國家”部的領導人大衛梅爾弗。
在英國則導致彼得懷特等人對軍情五處處長羅杰霍利斯爵士的懷疑。同英美相仿，法國的“陰謀”理論發明者在許多情況下作出了錯誤的判斷。對外情報和偵察機構的文獻表明，盡管“藍寶石”小組最后被查出，但“大魚還是溜走了”，所以法庭并沒有就此作進一步的調查。
戰期間法國沒有公開揭露一個蘇聯間諜，但這并不說明蘇聯間諜在法國的活動不積極，恰恰說明了法國反間諜機構的軟弱無力。反間諜毫無結果的原因，部分在于法國沒有破譯出標志著“五杰”和原子間諜時代結束的維諾納密碼。帕克案件之后，六十年代中期，美英兩國重新分析了“維諾納”聯絡中出現過的全部有一一關法國的材料，分析的結果轉交給法國國土安全局（法國反間諜機構）。
這些材料表明，戰前法國航空部中活動著一個蘇聯間諜小組，其成員都是三十年代招募的。在法國淪陷前的幾年中，他們在情報總局的間諜亨利魯賓遜控制下工作。作為組員之一的學者安德烈拉巴特，開始主持幾個國家級研究實驗室的工作。他是首批加入戴高樂將軍在倫敦領導成立的“自由法國”協會的成員之一。有幾個月他出任戴高樂將軍武器儲備部門的負責人，但因為同戴高樂的近臣們不和后來退出了“自由法國”協會，在倫敦創辦了《自由法國》月刊。后來他還負責bbc對法廣播的工作。他在倫敦曾給一個化名叫阿爾貝特的蘇聯人發送過政治軍事情報。拉巴特出任設在阿爾及爾的“自由法國”臨時政府的新聞部部長，喬治帕克當時領導“自由法國”電臺的政治新聞工作。戰后巴特主要靠從事新聞工作謀生。
維諾納密碼早已經被謝洛夫更換，所有在三十年代被蘇聯招募的間諜全部處在蟄伏當中，這一方面是因為這些間諜已經功勛卓著，謝洛夫不想這些人暴漏，一方面則是因為這些人的年齡已經很大，克格勃需要新一批的間諜。
法國從民族性來說就非常有反抗精神，這點從巴黎公社和各種運動當中就能看出來。蘇聯在法國吸收間諜的工作從來都不困難，受阻的力度遠沒有在英美兩國這么大。
這種工作是準備另一個歷史上的知名事件，法國在幾年之后的五月風暴，謝洛夫的最大愿望當然是社會主義政黨上臺，當然這不太可能，那么塞進去幾個特洛伊木馬也是可行的。
在后世中國的網絡上，某些人認為是中國因素影響了法國五月風暴的發生，但實際根據蘇聯這邊的文獻，法國五月風暴最大的力量其實是托洛茨基的第四國際，第四國際在赫魯曉夫時期也只是不在公開打壓而已，何況五月風暴的時候勃列日涅夫已經上臺，可想而知對法國五月風暴什么態度。
在整個法國五月風暴期間，蘇聯完全當做什么都沒有發生過，一方面就是因為、五月風暴的主要力量是托洛茨基的第四國際，謝洛夫召見了法國部門的負責人，還專門對三個法國高級間諜授予了勛章，在午飯過后，緩和的說道，“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給世界帶來了公平，我們的思想遠非完美，但也不是完全的不切實際，對于其他的革命力量我們采取合作的態度，到了合適的時機，我們要團結在一起合作，先戰勝資本主義這個敵人，我們的內部矛盾可以押后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