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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后處處敗北的越南阮氏王朝被迫簽訂城下之盟，將南部的嘉定、定祥、邊和三省（越南的省份數量看似繁多，但每個省轄地并不大）及昆侖島割讓給法國，開放沱灢、吧剌、廣安三個沿海通商口岸。旋后，對此并不滿足的法國，又以鄰近的永隆、安江、河仙三省“匪盜”橫行，越南政府剿匪不力為由，自行出兵予以占領。最后將上述越南六省全部并入法國版圖，成為交趾支那殖民地，設總督進行管理。
對于法國人的步步蠶食，越南朝廷毫無懸念的又想起了自己的宗主國——大乾帝國，想要借助天朝上國的力量來對抗法國，保存自己。
而林逸青知道，歷史上越南對于中原王朝，就一直并非是士大夫們一廂情愿的認為的那樣恭順，而是畏懼和仇恨，中原王朝強勢時，越南稱臣納貢，中原王朝一旦國勢衰落，越南輕則翻臉不認人，重則刀兵相向。到了大乾朝，因為畏懼這個由中原夏族“蠻化”而成的強大騎射民族渤族建立的大帝國，越南一直自稱藩屬，并履行著四年一朝貢的義務，在給大乾朝廷的表文當中也自稱“下國”，但是在越南國內，卻一直自認為是中夏正統，稱大乾為“北朝”。而在越南的史籍當中，也一向充斥著“北朝入寇”的文字，越南人史書中的民族英雄，也多是“抗北英雄”！
對于大乾朝，越南人一直抱有利用的心態，尤其是西方列強連檣而來之后，這種利用宗主國對付法國的思潮充斥越南朝野。
可笑的是，天朝上國的士大夫們，昧于世界大勢。仍然一味的強調越南是大乾的“屬邦”！向來“忠順”（真忠順的話就不會有全隆皇帝“兩征安南”之役了）！這種宗藩關系當予以堅決“維護”！
面對洶涌的“輿論”，大乾朝廷當中也不是沒有清醒的頭腦，主持國政的敬親王宜欣便說：“越之積弱。本非法敵，若任其全占越土。粵西唇齒相依，后患甚虞…此事關系中土大局。論藩屬之義，中朝理應派兵救援，玉帛干戈，隨即因應；而在我即力有未逮，在彼又弱不能扶，揆度情形，勢難籌議及此。”
針對越南的局勢。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紹泉也說：“蓋使越為法并，則邊患于將來；我與法爭，則兵端開于俄頃，其利害輕重皎然可睹。…法之蓄志圖越已數十年，中朝向置不問，至上年，形象大著，始與力爭，其何能及？今又倉促而起，只手空拳。不知所以為計。”
盡管敬親王和李紹泉等重臣傾向于同法國和平解決越南問題，但國內士大夫們的“輿情”實在太過強大，軍機處在這一問題上始終不敢明確表態。因而越南問題一拖再拖，直至今日。
對于林逸青來說，他剛剛通過科舉考試，等于正式打入士大夫階層，如果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出放棄越南這個屬國的傾向，只怕立刻就會被保守派勢力群起而攻之，那樣他之前的種種努力就都等于白費了。
“侍郎大人為難的，大概是大乾和越南的宗藩關系吧？”島津洋子笑道。
“你再侍郎大人侍郎大人的，小心我讓你三天下不了榻。”林逸青惡聲惡氣的說道。“我難道不是你的夫君么？”
“人家不是替你升官感到高興嘛。”島津洋子想起了第一次和林逸青在溫泉中歡愛的情景，臉上頓時發起燒來。
“這個兵部右侍郎。可不是白給的，我琢磨著。給我這個銜頭，目的就是為了不讓我在宮中過久，弄不好還要把我打發去越南一趟呢。”林逸青瞪了她一眼，“你還當是什么好官兒呢，還不快幫我想想怎么把越南的事兒給平了，還不落下罵名。”
“林君，朝鮮那一次，你弄得就很不錯嘛。”島津洋子立刻改了口，用林逸青最喜歡聽她叫的稱呼說道，但語氣仍然略帶調戲之意。
“朝鮮不是越南，日本也不是法國。”林逸青不客氣的指出了問題的關鍵所在，“而且越南三分之一的國土已經事實上成為法國的殖民地，法國是不可能吐出來的。而且法國是對大乾非常重要的友邦，若因為越南而同法國開戰，絕對是賠本買賣，但國內這幫子瞎眼書生卻偏偏喊著要打，怎么能和法國達成協議，又不讓這些個瞎眼書生罵成狗，這是你要幫我解決的問題。”
“我剛才說的，就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即把越南變成大乾的被保護國，承認法國已經到手的利益，”島津洋子笑道，“簡單一句話，就是大乾和法國瓜分越南，讓越南成為大乾真正的藩蘺，而非一個墻頭草的屬國。”
“瓜分這個詞，咱們倆自己說說可以，要是傳出去，我林某人的名聲可就毀了。”林逸青故意裝出一副心有余悸的樣子，以表示他對自己“羽毛”的愛惜。
“你果然還是在擔心這個宗藩關系不好破除。”島津洋子笑道，“朝鮮和琉球，不已經是大乾的被保護國了嗎？國內的瞎眼書生們愿意叫屬國，就讓他們叫好了，左右不過是個名字而已。”
“是啊！不過是個名字而已。”林逸青笑著點了點頭。
林義哲在世時，對于宗藩體制，做了大量的研究，留下了寶貴的一手資料，令他這個后來接手者沒有費太多的力氣，便了解了它的來龍去脈。
在東亞，長久以來都一直存在著一個強大的中原王朝，作為中央政府直接派遣官員統治的地區叫省份；諸如有自己的行政機構，但是沒有獨立的內政、外交和防務權利，須與中央政府的派員共同治理、且共推中原王朝皇帝為君主的地區被稱為“內藩”；而擁有獨立的行政權、外交權、自己的軍隊，但是承認中原王朝皇帝為“共主”，以中原王朝為其“宗主國”、每隔一段日子要向宗主國上表進貢，本國君主更迭需要獲得宗主國冊封的地區就被稱為“藩屬國”。
除定時（按照地位的高低分一年到十年不等）向宗主國朝貢外，平日里宗主國一般不會干涉藩屬國的內部事務。即便出現了糾紛或者是戰事，只有在藩屬國上表請求宗主國來仲裁或者干涉的時候，作為宗主國的中原王朝才會出面調停或者直接出兵干涉。藩屬國制度是古代中原王朝的主要外交手段，藩屬國王必須臣服于中原王朝皇帝。服從中原王朝政治模式的影響和管理，同時中原王朝也可以保護他們的領土完整，這是中土人驕傲文化心理的表現形式：中土人認為自己擁有最高的權利，是真正的文明，唯一的世界中心！
宗藩體制下、中原王朝的統治階層和知識階層的腦海中，天朝的物產豐足、無所不有，天朝以外都是“化外之地”，與內藩外藩的所謂貿易往來往往都是中原王朝的虧本買賣。換句話說。外藩進貢的物品值一兩銀子，天朝上國回送的物品絕對要值幾兩甚至十幾兩，非如此不能顯示天朝的富足和無所不有。說得好聽一點那叫“散財童子”大把的撒錢給周圍的叫花子，說得“通俗”點的話那活脫脫的就是一個為了虛名而甘愿割肉挨宰的冤大頭了。
可以說是中原王朝古代的地緣決定了這一制度的出現，在大航海時代沒有到來的時候，沿海地帶是天然的大后方，因為沒有哪個敵手有能力從海上發動進攻，不需要在海岸線防御上花費精力；西南自西藏納入中原王朝的版圖后，世界屋脊和喜馬拉雅山脈也就成了不可跨越的天塹，作用遠遠超過百萬雄兵；北方的邊疆雖然不怎么太平。但是有長城保護，又或是對手基本都是劫一票就走、玩票性質的游牧民族，從中原王朝的角度來看：放眼西北。茫茫大漠一無所有；望眼東南，濤濤海水望不到邊；眼瞅著西南盡是未開化的原始森林；東北那冰天雪地的也不是什么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在當時的背景下，中原王朝的地緣實在是不錯，望眼四周，還是自己的中原最好，知足常樂是中原農耕民族的傳統美德，既然自己的條件比周圍都好，自然不會去惦記別人的土地。這和自身條件貧瘠，危機感強烈。成天惦記著怎么走出這片貧瘠土地的東瀛民族形成鮮明的對比。
在“知足常樂”思想支配下，對藩屬國的內政。中央政府不愿意也不屑于去作干預，但有一個可能性是例外的。就是周圍的藩屬們鬧得實在不像話，實在大逆不道，大逆不道到讓朝廷在面子上覺得掛不住的時候，天朝上國為了面子問題才會端起一副家長的架子、高高在上的以老爹教育淘氣的孩子的口吻下斥責書，如果在這個時候鬧事的藩屬服軟認錯、滿足一下上國的面子以及虛榮心，事情絕對還有回旋的余地。比如隨瑭之交的高句麗國主高元，在把上國挑釁到爆發的臨界點之際立刻上表服軟，自稱自己為“遼東糞土臣元”，立刻換來了上國天兵撤兵回朝，之前隨軍所取得的進展以及巨大的損失也因為“遼東糞土臣元”這短短的六個字而歸于白費。
如果是屬國請求上國的天兵，那就更加是天大的面子問題了，在士大夫的心目中這是一種道義，一種天經地義的責任。小弟有難，身為大哥豈能坐視不理？于是又是大把大把的銀子和年輕士兵的生命扔了進去，換來的也就是屬國的幾聲感恩戴德的“謝謝”，這還是最好的結果，搞不好還會被三心二意的白眼狼們在背后擺上一道，這種虧古往今來天朝上邦可沒少吃。
天朝上國要的就是一個面子，中原王朝歷史上的對外用兵根源歸根結底無外乎都是面子。隨煬帝三征高句麗，靡費軍費無算，無數將士埋骨異鄉，最后換來的僅僅是高元的一紙降表，到頭來“竹籃打水一場空”，最后還將一個原本富足強大的隨朝給折騰了進去。
在中原王朝執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之牛耳的時候宗藩制度確實可以體現天朝上國“萬邦來朝”的優越地位；可到了中央朝廷自己也沒有能力自保的時候，再要維持這種宗藩關系就顯得不合時宜了。對于大乾朝，前車之鑒并不遙遠，朝鮮壬辰衛國之戰，豐臣秀吉率日本舉國之兵攻朝鮮。衰相已顯的大眀朝出兵援救仗沒打贏，大眀朝的鮮血卻給抽了大去，后來還是靠了渤海部的力量。最后退了敵，撤了軍。得到的是什么呢？貌似除了后世文人的贊頌之外沒有什么。按道理來說，屬國可以成為宗主國抵御外來入侵的“緩沖區”。但在西方殖民者的面前，不論越南、緬甸、暹羅、朝鮮還是琉球，這些小國作為“緩沖區”實在太薄弱，說他們“弱不經風”都是客氣話，宗主國尚且茍延殘喘，更何況國小如薄餅的藩屬國呢？
在殖民成為時代主流的大環境下，保護國被保護國體系為主的全新的國際法體系被建立起來。在弱肉強食的時代，國際法就是強國保障自己的“勞動果實”的法律依據。相比沒有法律條文約束、完全依靠“恩威”的宗藩體制顯現出了更加完備的法理性，換句話說——沒有法理性的宗藩體制在具有法理性的殖民體制面前顯得是如此得脆弱和無助。
但是，當一個新興的體制要取代舊有的體制時勢必會遭受到抵抗，可是就如同一個蹣跚的老朽面對一個精壯的青年，此兩者相斗的結果毫無疑問輸家必然是老朽。現下正是殖民主義的世紀，殖民主義在當時顯現出的是勃勃的生機。強大的武力、高素質的兵員和先進的制度在大多數的情況下能使為數并不多的殖民者能輕易地擊敗數量比他們多得多的“野蠻人”和“土著”。相對中土人的“不思進取”，西方的殖民者就完全不同，他們根本不會為了所謂的道義和面子而去對別的地區用兵，但是一旦決定用兵。就一定會在這場軍事行動中得到遠比軍事行動的花費更加有價值的回報。從航海和經商起家的西歐人到底是天生的生意人，講究的就是一個“利”字，無利不起早。無重利又豈能下巨本？所以，當殖民者的腳步一踏上陌生的土地那一刻起，他們內心中就已經將自己劃定為這塊土地的新主人，絕計不會做像中原王朝的天兵那樣驅完賊、扶完貧、獻完愛心然后拍拍屁股打鋪蓋走人還留下一大堆的慰問品這類“蠢事”的。
兩個制度存在代差的勢力對抗的結果往往會是一邊倒的，制度的因素遠遠超越了勇氣和意志成為決定國家之間戰爭勝利的主宰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