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邊廂鄧舍、洪繼勛在猜度朱元璋，那邊廂朱元璋也在推測鄧舍。
集慶，吳國公府，書房室內。
朱元璋、劉基、宋濂、陳遇、楊憲等人相對而坐。
除了這幾人外，還有另外十來個陌生的面孔，將書房中填得滿滿騰騰。其中一人，年約五旬，坐在劉基的上首，僅次朱元璋之下，溫和儒雅，生得面白長須，慈眉善目，頗有長者之風，不是別人，正是定遠李善長。
李善長，字百室，其人少有智謀，習法家著作，“策事多中”，里中曾經推他為祭酒。
至正十四年，朱元璋率兵略滁陽，與他道上相遇，“與語，悅之，留置麾下，俾掌書記”。當時，朱元璋還沒有發跡，猶自尚歸屬濠州，屈于郭子興等人下。從那個時候起，李善長就對他忠心耿耿。至正十五年，郭子興“為讒所惑”，抽調走了好幾個朱元璋手下掌文案之人，惟獨李善長“終不棄去”。
再加上定遠相距朱元璋的故鄉不遠，他兩人可算是“同里”，又還有一層老鄉的關系。因而自此之后，李善長就得到了朱元璋的十分信任。并且隨著朱元璋的逐漸發跡、持續不斷地開疆拓土，他在吳軍中的地位也水漲船高，到如今，已經是官至江南行省參知政事，儼然集慶文臣第一。
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他被封為韓國公，排名第一，是為開國首功，位次尚在徐達、常遇春之上。
——，他曾經與朱元璋對談，把朱元璋比作漢高祖，把本人比作酂侯，而把宋濂比作留侯。酂侯，就是蕭何。漢高定天下后，也曾經大封功臣，把蕭何定為首功，是為“開國第一侯”，位列在群臣之上。從這一點而言，倒也確實不枉了他自比“酂侯”之說。
此外，又有數人。
一個叫宋思顏，一個叫秦從龍，一個叫李夢庚，一個叫郭景祥。又有陶安、毛騏、汪河、孔克仁等。這些人，或是勛舊，或為親信，俱乃是為朱元璋行省幕府中最為精華的人物。
比如宋思顏，早在朱元璋初置江南行中書省時，他便是唯一一個能與李善長同列，官居參議的人。又比如李夢庚、郭景祥，一個鳳陽人，一個濠州人，投奔朱元璋也是較早，早在朱元璋渡江、攻克金陵之前便就在其軍中“典文書、佐謀議”了。又比如毛騏，和李善長的“婦兄”王濂是老鄉，他兩個人是真正的“同里”，也是早在朱元璋渡江前就投奔來了。當渡江之初，朱元璋身邊最得用的兩個人，一個李善長，另一個就是毛騏。再又比如汪河，亦從渡江，曾為朱元璋出使察罕，“議論稱旨”。
至若孔克仁，更在朱元璋建國后，曾被命“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由此可見，其人之學問、道德是很得朱元璋贊賞的。
這么多金陵的名臣聚集一處，場面較之方從哲那次來求見更加宏大，所為何事？
正是為商議張士誠出兵太湖之事。
同時，朱元璋也聽說了察罕帖木兒已遣出援軍，將至濟寧。所以，此次的集會議事，也是為猜測海東接下來可能會采取的戰術以及應對措施。
朱元璋召臣下議事，有個特點。
他不會一下子把所有的文武部屬全部召來，而往往是會先私下里、小范圍的先與親信臣子商議過后，然后再擴大范圍，把需要參與事情中的文武群臣們悉數召來，進一步地商議討論。
就像這一次，他便是先和劉基、李善長、秦從龍等少數人把大體的設想議論成熟了之后，才又把宋濂、楊憲、陳遇、宋思顏等人召來的。
要說，既已把大體的設想議論成熟了，又為何再把宋濂等人召來？原因很簡單。因為現如今，管轄集慶府政務方方面面的就是這群人。不將之召來，就無法仔細、深入地了解集慶府現今的情形，就不知道有無足夠的民力、財力乃至耐力來支持將來的行動。
等這一個會議再議論過了，隨后他會召來徐達、常遇春之類的武將，再詳細地當面分配任務，傳發軍令。所謂“不打無準備之戰”，就是如此。形象地形容，他與劉基、秦從龍等人議定的可謂構架；與宋濂、陳遇等人議定的便是后勤；而之后與徐達、常遇春議定的才算是具體細節布置。
剛說到張士誠在太湖的動作。
朱元璋說道：“才得的情報，松江水軍頭領潘元紹於日前剛到了太湖，隨其同行的，還有士誠麾下的步軍悍將楊文德、孫君壽等人。嘿嘿，水陸齊出。從這個架勢看來，他倒似乎是真想要與俺在太湖打上一仗。”
潘元紹，是張士誠的女婿，管領水軍，雖酗酒嗜殺，但也是頗有戰功的，乃是士誠的一個得力臂助。楊文德、孫君壽等人，在士誠軍中雖不及李伯升等諸上將的威名，但也可算是一時之選，皆以驍悍出名。
李善長接口說道：“計其水軍，號稱十萬，但據線報，現在到位的至多數千而已。又再計其步卒，號稱五萬，一樣據線報，到位的不足五千。”
“諸位卿家，你們認為士誠此舉是真想與咱開戰么？”
“‘書生一夜睡不著，太湖西畔是他邦。’此乃松江府內一個士子的詩句。士誠等本起寒微，一時得志，遂至于此，淫湎汰奢，賢豪不用。他這個人本來就是素無大志，沒有遠見，以臣看來，雖然因為受到察罕的鼓動而駐軍太湖，但只要主公一道軍令下去，命建德的朱文忠部往前稍提，他必定就會倉皇失措，絕無再敢有覬覦太湖、乃至覬覦我金陵之意了。”
說話之人，乃是劉基。
朱元璋笑道：“老先生之言，甚有理也。”顧盼諸人，又問道，“諸位之見呢？”
在場的諸人雖說都是金陵的肱骨之臣，但“術業有專攻”，并非是都懂軍事的。
像宋濂，就是一個標準的儒生。不可置疑，此人非常有學問，學富五車，“于學無所不通”，而且文章也寫得很好，劉基曾經稱贊他是“當今文章第一”，但是說到行軍打仗、戰術戰略，卻就是個外行了。
又像陳遇，雖然名氣也很大，特別還精擅象數之學，也就是易學，但對兵家之事卻也是個十足的外行，并沒有什么發言權。
再如宋思顏、李夢庚之輩，也多是執掌文書，處理政事，可謂“文臣”之才，對征戰多不了解。因此，聽了朱元璋的詢問，他們大多都不著急回答。只有楊憲，坐在椅中，挺直了身子，大聲地說道：“劉先生所言是也！”
“噢？希武有何見解？”
希武，是楊憲的字。他拽住袖子，昂然起身，侃侃而談，說道：“‘夫視遠者不及近，慮大者不詳細。’處大事當有定見、有定奪。臣觀士誠，誠如劉先生所言，果然素無大志，本無遠見，更遑論‘定見’、‘定奪’了！從以往他與主公發生過的一些戰事中就可以看出，他這個人，從來都是獲得小利便沾沾自喜，稍有小敗就難以自安。所謂‘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所以，臣以為劉先生所見是也！”
“這么說，你也是認為士誠屯兵太湖之事，其實不足慮也？”
“正是。”
朱元璋點了點頭，又問秦從龍，說道：“秦老先生意下如何？”
秦從龍的年歲不小了，已有六十多歲。
他本是洛陽人，仕蒙元為江南行御史臺的治書侍御史，后避亂鎮江。至正十六年，徐達將攻鎮江，朱元璋與之言道：“聽說有個叫秦元之的，才器老成，你當詢訪，致吾欲見意。”元之，即秦從龍的字。
徐達領命，克鎮江，尋訪得之。
朱元璋即命朱文正、朱文忠前去聘請，并親自到龍江去迎接。當時，朱元璋才下金陵不久，還沒有治府邸，住在富民家中，因而邀請秦從龍共居之。再又后來，“即元御史臺為府，居從龍西華門外，事無大小悉與謀之，嘗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
相待之厚，倚重之深，由此可見一斑。
既聞得朱元璋相問，秦從龍忙恭謹起身，一部花白的胡須飄揚胸前，他并沒有直接地做出回答，而是說道：“臣請為主公分析您與士誠的不同之處。”
朱元璋和顏悅色，笑道：“先生請講。”
“或有以為，主公禮賢下士，而士誠胸無大志，這是主公與士誠的最大不同之處。但以臣看來，卻不以為然。”
“然則，我與士誠最大的不同在何處？”
“士誠其人，懼於后；而主公為人，懼於前。臣認為，這才是主公與士誠的最大不同。”
朱元璋來了興趣，說道：“懼於前？懼於后？…，元之此言何意？愿聞其詳。”
“懼於后者，臨敵則必有懼，蓋因其無備使然。而懼於前者，必先有謀。謀定，則雖驟臨敵變而不懼。”
這話說得有點繞口，也有點抽象。
換成俗話來說，其實也就是四個字：“未雨綢繆”，意思與劉基、楊憲所說的內容差不多，仍舊是在指出張士誠缺乏遠見，沒有遠謀。只不過，較之劉基與楊憲的分析又更深入了一層，他更指出了：沒有遠見者，臨敵必有懼；而有遠見者，臨敵則無懼。
誰是“臨敵有懼”的人？誰又是“臨敵無懼”的人？不言而喻。頓了一頓，他接著往下說道：“臣以為，這才是主公與士誠最大的不同之處。因主公懼於前，所以臨敵無懼，因而士誠雖兵臨太湖而我金陵卻無所憂。因士誠懼於后，所以臨敵有懼，待朱文忠出兵建德，其必倉皇后撤。”
和劉基、楊憲的看法一樣，他也是認為張士誠屯駐太湖不足為慮。
朱元璋哈哈大笑，說道：“老先生的看法，正與我合。”朱元璋此人，是個務實、爽利的性子，最不喜拖泥帶水，三言兩語議論過了士誠進駐太湖之事，便不再多言，話題一轉，出乎群臣的意料，提起了另一個話題。
他舉目遠望室外，悠然說道：“今日咱們在此議論太湖。想必，這條消息也早傳入了益都。諸位，你們認為燕王會怎么看待此事？”言外之意，他是想要群臣猜度一下鄧舍會不會因此而對“結盟”事狐疑自擾。
劉基說道：“燕王雖少，可稱英杰，非士誠之流可比。今，士誠進駐太湖，主公因而令各軍暫停前行。如果與咱們結盟的士誠，聽到這條消息后，或者他會因此而狐疑自亂，疑心主公會有背盟，但燕王必不至此。”
“先生為何如此肯定？”
“縱觀燕王事跡，他的發跡是在云內三州敗后。當其時也，孛羅帖木兒鐵騎如流，氣吞如虎，赫赫如關鐸眾亦膽顫心驚，無不倉皇之后顧，惟思以逃生為念。而他卻獨領八百敗卒，轉戰半個遼東之遠，先智取永平，續以數千新卒，就又勇敢深入千里，再得雙城。‘智勇兼備’，即此謂也！
“凡智者，能料敵於先機；凡勇者，能遇強而不屈。能料敵先機，則是士誠之擾太湖，他必知主公不會以此為憂；能遇強而不屈，則是縱主公‘背盟’，他亦無所畏懼。是以，臣知燕王定不會因此而狐疑自亂。”
劉基對鄧舍的評價與認識是在慢慢地改變中。
最初時，他并不怎么看重鄧舍。遼東偏遠之地，高麗夷人之國，無論鄧舍在那里做出了多少出色的事跡，威名也確實難以傳入中國。但隨著時間的流逝，隨著海東一再地開疆拓土，更尤其是隨著鄧舍得益都后，以一國之力，竟然就敢獨自抗衡察罕、孛羅之后，他對鄧舍的感觀就便不由自主地為之一變了。
——，要說起來，若是把鄧舍取遼東、海東比作有了根基；那么，他先后多次地與察罕、孛羅之爭，則也就確如劉基之所以改變感觀一樣，才算是他開始名聲鵲起、逐漸地名揚中國了。與察罕帖木兒之戰雖然很艱辛，但也正可謂“有苦有甜”。從劉基此時略帶稱贊的話語就可以看出，只要他能堅持到勝利，哪怕不勝利，能保住平局，日后的前程也定會因此而“不可限量”。
朱元璋深以為然，喟然嘆道：“燕王年不及弱冠，要比我年輕許多，但是在短短的數年間，卻竟就有了今日的成就。時邪？命邪？實在后生可畏！他雖與我同殿稱臣，共為宋人，且方結盟，但‘隱然一敵國矣’。”
忌憚之意，溢于言表。
劉基還沒說話，楊憲先自不忿起來。前番方從哲出使金陵，他多次受辱，故此對益都沒甚好感，當下嗔目戟指，尖銳了嗓子，奮聲言道：“遼東，荒涼邊疆；益都，百戰之地。燕王雖得之，怎能與主公有江浙富饒相比？‘差強人意，隱若敵國’，主公此言謬矣！臣雖愚昧，不敢聽之。”
他雖出自私心，但話卻是公論。
當著心腹群臣的面，表示對盟友的忌憚確實不太合適。
朱元璋心中警惕，面上帶笑，揮了揮手，笑道：“希武說得對！我本是戲言。”輕描淡寫地將失言帶過，命人展開了地圖，懸掛墻上，問諸人，說道，“如劉先生言，‘燕王必不至此’，肯定不會因士誠而就對與我結盟之事狐疑。那么請問諸位，以你們看來，燕王下一步會有何舉動？”
秦從龍說道：“兵以合利，而以分敗。目今濟寧戰場，王保保雖敗而其軍猶眾；且聞言，察罕帖木兒的援軍已出臨汾，將與之合。反觀我軍，還未入河南，不能及時起到與益都相呼應的作用。是在短時間內，燕王將要面臨敵眾我寡的局面。竊度其計，非有二策，唯有一途，可以應之。”
“是何計策可以應之？”
“聚前線各營，合兵一處，方可能對抗察罕。”
朱元璋頷首，問劉基，說道：“老先生以為呢？”
劉基很贊同秦從龍的見解，說道：“元之所言甚是。”
他走到地圖前，指點山東，說道：“益都放在濟寧的軍隊號稱二十萬，實際雖然肯定不及此數，但也應在三萬左右。濟寧，不過是腹里的一個路，城邑不多，府縣亦少，按說有三萬人據之，應該是綽綽有余了。
“但是主公請觀之。現如今，益都的這三萬人馬卻分駐多處。趙過軍巨野，慶千興軍兗州，李和尚、楊萬虎居山陽湖，鄧承志居泰安。各營分別相去百里，中且有敵城為阻，其勢豈可得相及？倘若王保保在得到察罕的援軍后，出一輕兵掠之，他的各營定然緩急不能相救，必敗之也。
“是所謂：‘勢不相及，必受其累。’燕王，天下賢將，是很擅長用兵的。他不會看不出這個弊端，所以，臣以為，一如元之所言，他的下一步，肯定就是會傳令前線各部掃蕩殘賊，爭取把各部、各營都互相勾通、聯系在一處。只有把各軍各營握成了拳頭，才能立足不敗，并待以擊敵。”
有句話說，只有英雄才了解英雄。
鄧舍、洪繼勛把朱元璋的心思和下步舉止推測得半點不錯，而朱元璋與劉基也把鄧舍的心思和下步舉止猜度地半點不差。
朱元璋嘿然，說道：“先生對燕王的分析，真是和我完全一樣！”
他振衣起身，慨然言道：“燕王年少，還有雄圖之志，絲毫不懼察罕的兇悍。我金陵將臣協和，文武濟濟，坐富饒之土，有雄兵十萬，囊與士誠、友諒戰，所向無前，豈只是名動江南？怎能還不如燕王！方今海內洶洶，干戈不已。諸卿，我雖才疏學淺，沒有什么德行，卻也深為天下蒼生苦。此番聯盟燕軍，趁察罕之敝而攻取之，實千載難逢的良機！敢不發奮？試教天下人看之，我皇宋精卒，究竟是出自遼產，抑或吳人！”
有人問道：“太湖士誠？”
“士誠，疥癬而已；察罕，心腹之病。待取河南后，以勝強敵之軍，再南下卷取松江，易如唾手！”
朱元璋鏘聲下令：“若如我預料，燕王定已傳令前線，命各部會師以備大戰了；咱們吳軍，也不能落后！…，老先生，濠州之戰如何了？”
“已取鐘離，濠州尚未能破。”
“軍令：限繆大亨、朱英兩日內破城。愈期不克，斬！”
次日下午，捷報傳來。
“濠州城克，孫德崖被俘。得降卒千余。”
又次日，朱元璋起步卒兩萬人，由徐達統之，出金陵，趕赴濠州，與繆大亨、朱英會合，直取河南。并又派出勁卒五千，由常遇春統率迂回北上，殺去濟寧，一來是為與燕軍會師，壯大聲勢，二則是為當徐達側翼。
一時間，精卒悍將悉出金陵。
消息傳出，天下震驚。
無論南北，皆言之：“安豐宋，燕、吳聯手，欲同取察罕。”
太湖岸邊，張士誠蠢蠢欲動，有因此而犯邊的意思。朱元璋穩坐不動，調朱文忠出建德，威脅杭州。果如洪繼勛、劉基等人所料，士誠果然進退失據，不知所措，再三瞻望，終不敢挑釁開戰，竟無功而退。
1，李善長與朱元璋同里。
楊憲、凌說、高見賢、夏煜嘗言：“李善長無宰相才。”
朱元璋回答道：“善長雖無宰相才，與我同里，我自起兵，事我涉歷艱難，勤勞簿書，功亦多矣。我既為家主，善長當相我，蓋用勛舊也，今后勿言。”
2，宋濂。
朱元璋稱贊他為“開國文臣之首”。
他有一個學生，也是大大的有名，就是死在“靖難之役”中的方孝孺。朱棣兵臨南京城下后，麾下的第一謀士姚廣孝曾經這樣與之說道：“城下之日，彼（方孝孺）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儒，天下讀書種子絕矣”。
老師是“開國文臣之首”，學生是“天下讀書種子”，師生二人，誠然是師不愧生，生不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