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繼勛說道：“以臣之見，我海東當然不能南下。原因有三。
“一則，我海東目前之大敵，乃是察罕，而非浙西。此之為私。二來，且主公才從浙西借糧，方從哲與士誠言道：‘設若浙西有事，只需士誠單騎匹馬、遣派一使者來我海東，則主公必無有不應。’是‘信誓旦旦’。豈有剛剛許諾、即陡然反悔之理？此之為公。
“是無論從公從私，我海東都是絕對不可以南下的。
“又且，我海東目前之首要大敵，既為察罕；好容易方從哲說服了士誠，說動了他與我交好，現在我海東若再奉旨去打他，則是斷我一友，而豎我一敵。徐州堅城，即便我軍去攻，能否打下，還是兩可之說。萬一，再又設若我軍久攻不下，而士誠發兵來援。則我軍前有士誠、后有察罕，下場如何？前途會是如何？不需臣多講，想必主公也心中有數。
“此一條，則又是為從道理來講，我軍亦然不可南下。”
先從私，再從公，然后又從道理。三條理由，把海東絕對不可南下的原因闡述的清清楚楚。吳鶴年拈著胡子，皺著眉頭，說道：“洪先生所言，確為正理。奈何劉十九此來，我海東該如何應付？”
適才，吳鶴年把劉十九此次前來益都之本意與目的，以及若是鄧舍果真拒絕南下，他可能會因此而采取的種種后手，也都分析得非常透徹了。劉十九秉承安豐朝廷旨意，殫精極慮地想要迫使海東南下；而按照洪繼勛的分析，海東卻又堅決不能南下。矛盾就出來了。該如何解決？
洪繼勛瞧了瞧堂上諸臣，說道：“要想應付，其實倒也簡單。”總結吳鶴年的分析，說道，“究竟劉十九之手段，說到底，無非兩個字、一個詞，——‘名分’，或者可稱之為‘大義’。朝廷令我出軍南下，我若不肯，則棣州田豐、還有山東諸將，便可能因此生疑。生疑者為何？表面上是疑我不忠。而說白了，‘忠’與‘不忠’只是一個借口。
“‘名分’與‘大義’誰都可以用。漢末之曹操，托名為漢相，實其為漢賊。蜀國之劉備，自視以皇裔，割據川中，口口聲聲是為‘復興漢室，討伐奸賊’，而其果然就是為了‘復興漢室’么？究其行為，與曹操何異？此兩人者，皆是托名與‘大義’，而實際上所行者，全是‘奸雄’之事。‘名分’與‘大義’是什么東西？一句口號罷了。
“田豐疑我者，山東諸將疑我者，就像吳大人剛才所說的，我若不肯南下，就便有可能會給劉十九從中上下其手、挑撥我山東內部不和的機會。但是，田豐、并及山東諸將，難道說，他們就是忠誠安豐的么？正如曹操、劉備，名義上所爭者是為‘大義’，其實所欲者，是為天下！
“諸公皆英杰，主公更是不世出的英雄。想必諸位對此，都是心知肚明的。既然道理如此，那么如何應付此事？很簡單，彼劉十九想爭‘名分’，則我海東亦然可以先從‘大義’入手。只要我海東占據了‘大義’，則南下、不南下，還不就是主公說了算么？”
“師出有名”。名分與大義，這個東西看起來很虛，而要想爭奪天下、逐鹿中原，卻又萬萬不可沒有。
安豐朝廷為什么有“大義”？原因有兩條，其一，韓山童、劉福通是首倡起事者，先在北方建立了宋政權，開花結果，散枝落葉，影響遍及黃河兩岸，遠出塞外，西至陜西，南到金陵，可以說，如今北國半壁的江山，凡是起事反元的，幾乎所有的義軍打的全都是“大宋”的旗號。
下到民間，尋個鄉野百姓一問：“現今反元者何人？”無論婦孺，乃至老邁，萬口一辭，十個人中至少得有九個半，回答的都是一個字：“宋。”這就是“大義”，人心所向。多半的老百姓都已經把宋政權當作了反元的一個標志。插旗所至，影從者無數。察罕為何先取汴梁，再取山東？“擒賊先擒王”者是也。便就算元廷，也是把宋政權當作最大之敵人的。
山東諸將不用多說，便連海東舊軍、諸將，其中有很多人原本的出身，不也就都是遼陽紅巾么？朝廷有旨，不遵，說不過去。這就是宋政權擁有“大義”的第一個原因。
其二，再從“宋”政權的國號來說。與洪繼勛方才所講的曹操、劉備兩人何其相似！只不過，曹操、劉備所托的，乃是為漢室之名；而韓山童、劉福通所假托者，是為宋室之名。韓山童自稱宋徽宗八世孫，劉福通自稱前宋名將劉光世之后。宋政權所以握有“大義”與“名分”，這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名正則言順”。
又如秦漢之際，陳勝吳廣起義，便連陳勝、吳廣這樣的草莽，也都知道打起前楚國的旗號。號為“張楚”。項梁、項羽起事，即有謀士范增前來為其出謀劃策，說陳勝、吳廣所以失敗，是因為雖號稱“張楚”，卻沒有立楚王之后。楚懷王入秦不還，楚人哀之至今。因此諫言他們立楚懷王之孫為王，以為“名分”的號召。項梁、項羽本即為楚國名將項燕之后，即從之。從而最終號令諸侯，成就了項羽“西楚霸王”的威名。
如今的形勢與秦漢之際，又有何等驚人的相似。
蒙元立國之時間，若較之秦朝，盡管其綿延之年數，國存之時間，確實是多出來了幾十年。但是，宋亡至今也不過只有百年，雖然說自古沒有亡國百年還能再復國的，但是對老百姓們來說，他們認可。
提起前宋，那就是漢人的政權。若是再配上紅巾軍的口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用前宋之國號，滅當今之蒙元，這不就名正言順了么？也所以，宋政權在民間的影響能有如此之大。
安豐朝廷既有“大義”，海東若是執意不肯聽旨。恃一時之強軍，固然或可自保于無恙。鄧舍若是只有割據之志，但行無妨；設若他有問鼎天下之雄心，則就不可不細細思量。
聽了洪繼勛的話，鄧舍不由失笑，堂下諸臣皆是竊竊私語。鄧舍放目看去，不少人面現不忿。讀書人講究“名分”，講究“大義”。
蒙元建國多少年，天下秀才還在因蒙元與前宋的“正統”地位，何為“正統”，何不為“正統”而爭執不休。直到脫脫為相，才算拍板決定。蒙元與前宋各為“正統”。由此也可見，“名分”與“大義”在讀書人的心目中，占據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何為“亂臣賊子”？沒有“名分”，沒有“大義”的就是“亂臣賊子”。
而洪繼勛幾句話，卻把“名分”與“大義”形容的這般不堪，將其所蘊含的崇高與正義性之一面，徹底地給剝離了下來，完全將之視為了一種可以利用的工具，徹頭徹尾地充滿了功利主義的色彩。不少的臣子都是聞言大怒。只是畏懼洪繼勛的權勢，敢怒不敢言。
不過，洪繼勛的話，卻是正合了鄧舍的心思。
他只當沒看見諸臣的發怒，徐徐說道：“君為上，臣子為下。安豐在上，海東為下。朝廷既有圣旨，我海東自當遵從。若不遵從，當然便沒有‘名分’，失去了‘大義’。洪先生，以你所言，倒似乎我海東不用南下，也可以握有‘大義’。此話何意？我實在不解。愿聞其詳。”
洪繼勛對諸臣的憤怒也是只當不見，再有帶著輕蔑似的的眼光，掃視了一圈堂上，心中想道：“腐儒一群！”給鄧舍行了一禮，姿態自若，侃侃言道，“‘名分’與‘大義’者，正如臣所言，固然是人人可用的一件東西。但是，主公若心存壯志、腹有雄圖，則此兩物，卻也不可輕易丟棄。若輕言之、輕為之，主動將之放棄的話，則便可謂是‘倒持干戈、授人以柄’。是以，臣言道，既劉十九欲用‘名分’來為武器，則我海東便也大可先下手為強，首先搶占住了‘大義’，讓他啞口無言！
“至若如何搶占‘大義’？臣見堂上諸公，似多有對臣之所言不以為然者。臣大膽，先請主公屏退諸臣，然后，臣才可以一一與主公細講。”
終有一人，按捺不住，跳出來，氣惱的滿面通紅，幾乎怒發沖冠，激動的渾身發抖，兩手揪著衣襟，險些把衣襟拽爛。憤怒到什么程度？連給鄧舍行禮都顧不上了，三兩步竄至洪繼勛身前，抬起手臂，戟指痛斥，說道：“大人位居宰執之位，不思以正言來引導主公，反用一派歪理邪說，大言炎炎，來誘使主公犯錯。洪大人，你也是讀圣賢書出來的，試問你，公理道義何在？滿口邪說、只為功利，則大義何存？你的正氣何在？洪大人，你且收口，不再說了便罷！設若是你仍執迷不悟，對主公行如此罔顧正氣之說辭，哇呀呀，…，那你且便小心，俺可要噴你了！”
說話者誰人？方補真。
鄧舍把他從海東調了來，指派其巡撫益都各地。他這是才來益都未久，還沒開始正式地下去諸府縣巡撫。所以，此次的議事，也有前來參加。但見他大怒之下，聲高震耳，奮臂揮指，禮儀全無。說起話來，唾沫四濺。洪繼勛蹙眉，稍稍往后退了一步，取出潔白的手帕，微微擦了擦臉。對方補真怒火上來時的脾氣，他也是早有領教的。
當下，他也不與方補真多說，只對鄧舍言道：“方大人官居行臺御史中丞，二品大員。究其職責，應該本有糾百官之風紀這一條。但他卻空居此職，動輒就對人惡語威脅，言必‘噴人’；又如今君前失禮，咆哮大臣，成何體統！本該他糾風管人，卻連他自己都管不住。
“臣請主公下旨，革其官職，嚴懲其過！以為后來者戒。”
方補真怒火沖頭，開口又要大罵。堂下群臣，無不失色。鄧舍微微一笑，說道：“拾闕忠心為主，所說之話也是不錯。來人，請方大人下堂，取我后院的好銀耳，配些生薏米，熬一碗湯，賞給方大人。請他喝了，敗敗火氣。待過片刻，若是他覺得火氣下了，你們可再請他前來上堂。”
又環顧諸臣，笑道：“二月天氣干燥，諸位，自覺火氣大的，也都請下去吧。我后院銀耳，乃是地方上才獻來的。也一如方大人，每人賞給一碗。若是喝了之后，自覺火氣已無的，請再來就是。”
群臣啼笑皆非。侍衛們上來，連拖帶拽，請了方補真下堂。其余諸臣，也還真有幾個，雖不敢斥責洪繼勛，但是確實也不愿聽洪繼勛的言論，紛紛出列，向鄧舍行了一行跪拜之禮，也轉身隨之出去。
對這些出去的臣子，鄧舍也不知惱怒，微笑著看他們走出，再又環顧留下來的諸臣一眼，笑與洪繼勛說道：“先生可以講了。”
“若欲先下手為強，先搶占住‘大義’之名。臣有兩策。首先，與劉十九虛與委蛇。表面上答應他，并積極地開始整軍備戰，做出即打算遵從圣旨，發軍南下的架勢。而同時，遣派使者，前去棣州。與田豐送去密信一封。”
“虛與委蛇，我明白。但是與田豐送去密信一封？”
“密信上可寫，今朝廷有旨，命我海東南下。而我益都之軍，除去防守之所必需外，并不足以夠我南下。棣州缺糧，問田豐想不要糧食？他若是想要，即要求他收信之即日，便從部屬之中，立即選出五千之精銳，做好隨我軍一同南下的準備。則如此，我海東可以借與他糧。”
“田豐若肯出軍，則我便可借給他糧食？”
吳鶴年心中一動，說道：“洪先生之意，莫非是想要驅狼吞虎？用田豐之軍為南下之主力，以此來減輕我海東的壓力么？但是，即便是田豐肯從，遣軍隨我南下。南下的名義，卻還是得用我海東之名，則與士誠結怨，依然不可避免。是了，先生之計，必不為此。那么，先生到底何意？”
洪繼勛卻不肯先回答他，自顧自，接著往下說道：“…，這一個送去給棣州的密信，主公不妨可以多寫兩封，并前后擇使，多遣派幾人給田豐送去，以示急切。而在給田豐送去此密信的半路上，也不妨可以故意丟失其中一封。在通往棣州的道路上，頗有盜賊。信入盜賊之手，盜賊會怎么做？臣非盜賊，難以預測。但是，如果盜賊肯將之公布與益都？則是借盜賊之手，遍示山東、海東、天下，以明主公確有出軍南下之意。”
洪繼勛言辭委婉，諸人聽得明白。甚么“借盜賊之手”？甚么又是“盜賊會怎么做？臣非盜賊，難以預測。”洪繼勛的意思，明明就是請鄧舍選派軍卒，裝作盜賊，搶了其中一封密信，然后公布天下。
聽到此處，鄧舍也是不由心中一動，對洪繼勛的計策略微有了三分的了然，心中想道：“明面上答應劉十九，是為穩住安豐；暗中故意丟失密信，又是為制造輿論。這兩條，確可稱之為搶占‘大義’。”
但只來“虛”的也不行。若說此兩條是個前奏，那么，前奏過后，總還是需要得來“實”的。換而言之，出軍南下，早晚還是得要“落到實處”。又該如何對策？鄧舍心知，這中間必有一個轉折，也不插話，穩坐主位，沉心靜氣，不急不躁地等著洪繼勛繼續往下說。
果然，轉折來了。
洪繼勛說道：“經此兩步，則不管從明，還是從暗，則安豐朝廷、包括山東諸將、乃至我海東舊軍，都必然會是已經相信了主公確有南下之意。請問主公，正當此‘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時。我海東諸軍的士氣都已經上去了，經過動員，都也已經做好了打仗的準備。突然之間，便在此時，若是‘函山之戰’再度重演？甚而言之，較之上次，又再設若此次我軍與察罕在函山的沖突更為加大、更為激烈。則我軍該如何是好？”
吳鶴年一拍大腿，喝彩，說道：“先生妙計！好一個‘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明修棧道，表面上整軍南下；暗渡陳倉，其實意在濟南。趙過聽了半天都沒有發言，這時也忍不住贊嘆，說道：“先、先生高明，果、果然好計。既、既應承住了安豐，又、又糊弄住了察罕。”
“正是如此。函山沖突，導致我軍不得不臨時改變計劃。即為臣策之‘其次’。外患不除，則便是為自顧不及。自顧不及，則便是為又如何能夠幫助安豐？到時候，我軍備戰已足，而且田豐的五千精銳也已經有了，所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函山沖突’，即我海東之東風是也。
“適時，主公以此為由，用為借口，一聲令下，會集兩地之軍，改南下為向西。我軍自東，而田豐從北，用數萬精卒，挾雷霆萬鈞之勢，兩路夾擊，驟然而起，收濟南、光復我境，則何止易如反掌，簡直唾手可得！
“至于打下濟南之后，安豐朝廷還會不會依然堅持我軍南下？以臣之見，十有八九，朝廷還是會舊事重提，依然堅持的。只不過，到了那個時候，我軍已經光復濟南，山東的形勢必然也會因此而一變。形勢既然已經生變，則我海東到時自然也大可以因時制宜，再來尋找別策即可。”
光復濟南，是海東早就定下來的成策。只是按照原本的計劃，應該是在四五月份才動手的。洪繼勛此計，的確可以稱為妙計，但是卻也正因為他提前了光復濟南的時間，所以鄧舍微有顧慮。
他說道：“如先生所言，至遲到本月底，或許濟南之戰就會打響。以我軍目前的狀態，多衙精卒齊聚益都，光復濟南或許不難。然而，若是因此引來了察罕的反撲？則我益都才經苦戰，還沒有恢復元氣，勢必又將要迎來再一場的鏖戰。以先生之見，你認為我軍能否取得最終之勝利？”
“若是單憑我一地之力，若是察罕果真因此而來反撲，則我軍獲勝之可能性，以臣看來，確實不大。但是，主公難道忘了么？察罕的北邊卻還有孛羅。在我軍攻取濟南之前，主公何不未雨綢繆？先遣一使，前去大同，尋那孛羅，用言辭將之說動，用他來牽制察罕。若能成功，則察罕雖有反撲之意，怕也會力不從心。只能徒呼奈何！
“又且，如今二月，天時轉暖。黃河之水，多已開化。黃河，天塹。有此天塹，一則我軍攻打濟南時，可不用擔憂察罕的援軍速至；二來，待我軍光復了濟南之后，卻也是十分有利我軍據守。
“若果能如臣計，北有孛羅呼應，前有黃河為塹。則此即是為我軍之兩利，而便是察罕之兩弊。主公又何憂之有？”
“擇一使者，說動孛羅？”
察罕、孛羅兩不和，派個人，去大同，把孛羅說動。或挑唆其主動挑釁；或便不開戰，也要爭取把他說動，只要能說動他，把重兵開往前線屯駐，對察罕都必然會造成重大的威脅。如此，察罕對山東的壓力自然而然地也便隨之減輕了。洪繼勛此議，看似異想天開，實際根究察罕與孛羅的關系，卻也并非是不可行之的。而且，也的確還是有不小的成功可能性。
吳鶴年問道：“若如先生計議，則先生以為，該選派何人為使最好？”
洪繼勛去看鄧舍，正好鄧舍也在看他。兩人相視一笑。
洪繼勛說道：“集賢院參議方從哲，前番出使浙西，不辱君命。才可堪大用，辯足以服敵。該選派何人為使最好？臣以為，主公若是肯從臣之計，而若又想臣之計果然能如臣之所愿，則應該派去大同、說服孛羅的使者，就非得此人不可！”鄧舍頷首，笑道：“先生之計，誠然妙策。我當然是會聽從的了。而至若該選何人為使？我卻是與先生所見略同。”
方從哲出使浙西，初露鋒芒。鄧舍與洪繼勛兩句話定下來，不日后，他即會又將要動身前去大同，再逞雄才。至此，應付安豐圣旨之策，就算成熟。
當然了，洪繼勛的此條計策，卻也并非處處無懈可擊。就比如命使者故意丟失一封密信，或許會騙住人一時，但是天下又豈會沒有高明之士？遲早會被人看穿的。只是，看穿了又如何？沒有真憑實據。你可以說是假的，海東卻也就可以一口咬定、非要說是真的。
洪繼勛說：“名分大義，人人可用。”至少，經此一手，海東就不會顯得那么理虧，可以站得住腳了。
吳鶴年來益都的雖晚，但是畢竟位高權重，有關近期以來，鄧舍做出的種種決策，他也還是盡皆知曉的。姚好古曾給鄧舍上書，諫言他請安豐開科舉，這件事，他也是早就有所聽聞。
他眼珠轉動，在座椅上扭了扭身子，摸摸胡須，忽然說道：“主公，洪先生此計，若行之得法，用之得當，定然可成，這是無疑的。前陣子姚先生不是給主公也曾上有一書？諫言主公奏請朝廷開科舉。既然洪先生此計之前半，是應諾安豐，我海東肯答應南下。”他嘿然一笑，“那么，何不就借此機會，索性便奏請安豐，請朝廷再下道圣旨，開了科舉？”
鄧舍還真沒有想到這一點。他瞅了眼吳鶴年，心中想道：“剛才方補真說洪先生無有正氣，太過功利。但是洪先生此計之用意，其實不過還是為了尋個借口、哄住安豐、不肯南下，并沒有涉及其它，只是話語說的有些直白而已。這老吳卻不然，得了便宜還不知足，不但想要哄住安豐，更還想在哄住安豐的基礎上，再從安豐要點東西出來。還好，方補真下堂去了。要不然，真不知道他聽了這話之后，又會做出如何的表現？”
不但鄧舍沒想到，洪繼勛、趙過等人其實也沒想到。
在他們看來，在他們如今所想的，能夠哄住安豐，實現海東不需南下的目標，就不錯了。誰也沒有再去想，在哄住安豐的同時，海東什么都不用出，倒過來，還再以此為籌碼，再騙得安豐拿點什么東西出來。一時間，諸人也無不都是嘆為觀止。趙過忍不住，笑了一笑，想說些什么，話到嘴邊，到底穩重的性格占了上風，又忍住了，咽下去沒有說出來。
洪繼勛說道：“吳大人此計，誠為好計。但是，欺人不可太甚。若是安豐因此而羞惱成怒，似乎反為不美。主公，以臣看來，還是不要這么做的好。”吳鶴年訕訕一笑，說道：“是，是。洪先生老成謀國，所言甚是。”
大騙子佩服小騙子，倒也有趣。
鄧舍沉吟再三，顛倒翻覆，把“厚黑”兩字想了好幾遍，也不知到底是因為功力還有不足，抑或是覺得洪繼勛說的有理，還是聽從了洪繼勛的意見，說道：“吳大人此計，且先放一放。看看以后的形勢再說。”
難題解決，心情大暢。
鄧舍吩咐隨從，說道：“看看堂外喝銀耳薏米湯的諸公，火氣下了沒有？若是下了，便請入來。再議軍事。”
既整軍備戰，也是還有很多的細節需要詳細商榷的。堂外諸人回來，鄧舍也不提洪繼勛的具體計策如何，只說打算備戰，圍繞調何軍、用誰營，帶軍將校之人選，以及后勤輜重之籌措等等諸事，又議論了多時。大體定下。諸臣告退。鄧舍再又留下洪繼勛，召來方從哲，三人轉入書房，密議直至夜深。
諸般事體準備妥當。次日，方從哲即秘密出城。隨后，鄧舍又連著兩日，與洪繼勛仔細商議細節。一邊商議，一邊就只等著劉十九從棣州歸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