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德國政府沒有在經濟上支持布爾什維克，至少謠言中五千萬金馬克的贊助是無憑無據的。那么就有一個顯然的問題，布爾什維克從事革命活動所需要的資金是哪里來的呢？
畢竟廣大的布爾什維克，不管是老革命還是小革命，都是兜比臉干凈的主，指望靠收黨費維持正常活動幾乎是癡人說夢。至少李曉峰就很清楚黨打秋風的能力是非常不弱的，從他那里虎口奪食搶走了二十萬盧布，所以聽聞捷爾任斯基和加涅茨基又出去搞錢，不禁想知道和自己一樣倒霉的家伙是誰。
“費利克斯.埃德蒙多維奇同志，你們這是上哪化緣去了？”李曉峰半開玩笑的問道。
捷爾任斯基自嘲的笑了笑，道：“我們可不是化緣。卡爾.穆爾同志比你的覺悟還高，陸陸續續他已經支援黨內數十萬瑞士法郎的經費！”
呵！李曉峰也小吃了一驚，這年月還有跟哥一樣有錢的布爾什維克（你小子還不是布爾什維克好不好！）。不過隨即他便想起了這個卡爾.穆爾來了，此人在歷史上名氣不大，甚至是毫無名氣，但是和那個五千萬德國金馬克的謠言卻有一點關系。
卡爾.穆爾是出生于瑞士的德國人，1852年生于瑞士，1870年代末（此時列寧尚是未滿10歲的少年，而斯大林或許尚未出世）入黨。1889年起住在伯爾尼，在這里他開始關注俄國革命，長期從事俄國革命運動的研究和支援。
卡爾.穆爾曾多次組織集會和游行示威，揭露沙皇政府各種可恥罪行，聲援俄國革命運動，及時給俄國革命者提供寶貴的建議。他曾經給予包括民意黨人和布爾什維克在內的俄國政治流亡者提供過大量幫助，僅1908年他就提供資助金150000瑞士法郎。
同時，穆爾還為德國、瑞士、意大利和斯堪的納維亞等國革命黨人援助了數十萬瑞士法郎。正是在他的影響下，歐洲成立了國際支援革命戰士協會，給處于困境中的各國革命者提供了重要的援助。
1904年穆爾結識了流亡中的列寧。1913－1914年他任國際社會黨執行局委員期間，在受理裁斷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關于施米特（莫斯科工廠主，生前曾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提供經濟贊助）遺產歸屬的爭執時支持了布爾什維克。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列 寧和季諾維也夫遭到奧地利當局驅逐，幸得穆爾擔保得以繼續留居瑞士而免遭流亡。
次年，穆爾還為列寧等延長居留期支付了100瑞士法郎的保金。1917年4月他又資助列寧和季諾維也夫等人從瑞士取道德國返俄，領導新的革命高潮。十月革命前他應布爾什維克國外局之請提供了113926瑞士法郎（相當于當時的33214美元）的資助。作為私人朋友，列 寧對穆爾始終保持著高度的信任，分居異地時二人的聯系無論直接還是間接從未中斷。
可以說當年的穆爾除了不會醫術，簡直就是當代的白求恩，這樣一個國際主義戰士怎么會和五千萬金馬克扯上關系呢？壞就壞在他德國人的身份上了，不管他跟德意志第二帝國有沒有一毛錢的關系，惡意中傷還不簡單。誰讓當時德俄兩國處于戰爭狀態，互相仇視也是理所當然，不管穆爾是不是跟威廉二世穿一條褲子，只要布爾什維克接受德國友人的資助那就是罪大惡極。更何況米留可夫和克倫斯基一幫人正愁著不知道怎么收拾列 寧，這不是送上門的靶子。
一時間，什么列寧和德國政府暗地勾結，什么列寧接受德國政府大額的資助，等等謠言喧囂直上。為了得出實事求是的結論，以澄清是非，排除各種懷疑和責難，粉碎各種流言和誹謗，雖然列寧和穆爾是相交多年的好友，但列寧還是給布爾什維克國外局寫信，要求他們查清楚穆爾真實身份。
在信中列寧嚴肅而又懇切的寫道：“穆爾究竟是什么人？是否已經完全而絕對地證明：他是一個正直的人？他同德國的社會帝國主義者過去和現在都有沒有直接間接地勾結？如果穆爾真的在斯德哥爾摩，如果你們認識他，那么，我衷心地、懇切地、再三地要求采取一切措施，對此加以最嚴格、最有根據的審查。在這里，沒有即不應當有讓人提出任何懷疑、責難和散布流言等等的余地…”
當時的情況是，列寧身邊的戰友、黨中央高層領導由于各種原因對穆爾的認識、評價和態度也是尖銳對立的。有人明確告訴列寧，穆爾是德國政府“用錢收買的代理人”，他提供資金的來源和真正目的都是可疑的。
另外有人，如熟知德國情況的拉狄克則堅定地告訴列寧，絕對不能聽信并且必須譴責對穆爾的誣陷和誹謗。列寧本人則始終堅持，各種非議在無確鑿事實根據的情況下都不可輕信，應以坦誠信任的態度對待這位在艱苦歲月里資助過革命的國際友人。因此，十月革命后在對德布列斯特和談的危急關頭，列 寧仍然聘請熟知德國情況的穆爾作為自己與德方談判的特別顧問。
1919年3月穆爾應邀出席了由列寧主持的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國際形勢復雜多變的日子里，穆爾仍以其特殊有利的身份奔走于蘇俄和西歐之間。身負特殊使命的著名布爾什維克拉狄克在被德國反動政府逮捕關押期間，也曾得到穆爾的熱誠關照和幫助而幸免于難（穆爾花錢打通官方渠道，將拉狄克的牢房變成特殊的沙龍。）
列寧逝世后第四年，穆爾最終離開蘇俄，1932年逝世于柏林。至死他都是以國際社會黨左派的身份從事政治活動，最終也沒有人能以確實的資料證明他是“德國的代理人”，就像無法證實布爾什維克曾經接受過德國反動政府的津貼一樣。
不過最讓人寒心的是，布爾什維克在列寧遇刺重傷不能理事之時，對這位老朋友卻一點都談不上友善。布爾什維克與穆爾關系的特殊性和復雜性，不僅表現在，作為處于地下狀態和困境中的革命黨曾得到過這位異邦友人的巨額資助，而且在于布爾什維克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后，為結清這筆債務雙方又經歷過長達六七年的糾葛和不快。穆爾本人則幾乎為此而喪了命。
如果說前者是令人欣慰的喜劇和正劇的話，那么后者則是令人費解乃至傷感的悲劇和鬧劇。這位德國神秘人物的索債行為，不知是他的正常的經濟觀念（借款要還）使然，還是由于掌權后的布爾什維克黨對他的懷疑、冷漠和傷害所致。
早在十月革命勝利伊始，作為列寧的朋友，穆爾辦理赴蘇俄的護照就不很順利，而不得不求助于列寧。1919年在參加共產國際代表大會期間，穆爾首次向列寧提出歸還其借款的要求，列寧當即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和認同。
兩年后還是在列寧幫助下穆爾才來到莫斯科，正式向俄共（布）中央和蘇維埃政府提出要求，歸還十月革命前借給布爾什維克國外局的全部款項。由于未得答復，他先后給列 寧、莫洛托夫（時任俄共中央書記）寫信重申自己的要求。
列寧不僅給穆爾回過信，表示親切的關懷，并允諾“一切事務問題可以來找我”，并明確指示“立即同穆爾清賬”。由于具體執行者互相推諉扯皮，穆爾又不得不向俄共中央和蘇維埃政府有關部門“發了無數的信件和電報”，“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
1922年列寧病重之后，穆爾要求還款的難度進一步加大了。特別是列寧逝世后，他幾乎處于無人理睬的困窘境地。在長達六年多的時間內，這位可憐的德國人為索還本應屬于自己的款項，付出了巨大的多方面的犧牲和代價：
在經濟上，由于他借出的款項一部分屬于他繼承遺產所得的私人存款，大部分是有息貸款，因不能如期還貸，不得不向銀行抵押有價證券，支付巨額利息和保證金。為此，他蒙受了近萬美元的經濟損失。同時他還過著困窘拮據的生活。
在健康方面，由于物質生活條件愈益低下和俄羅斯惡劣的氣候（漫長冬天的嚴寒和潮濕），年過古稀的老人先后患上了心臟病、肺病、風濕癥和哮喘病及神經系統的疾患。由于當時 俄國醫療條件較差，又得不到俄國政府的關照，他的多種疾病得不到及時的有效的治療，從而使其健康受到極為嚴重的損害。
更為嚴重的傷害在精神和心理方面。作為一個“在黨（布爾什維克）最困難的時候給予無私的巨大幫助”的外國友人，他理應受到獲得勝利后處于執政地位的俄國黨和政府的尊重，至少在清欠債款這個問題上他應受到公正的對待。
但是，結局卻正好相反。特別在列寧逝世后，俄國黨和政府既不遵從列寧的指示抓緊時間解決問題，又極其傲慢無理，公開冷漠和厭惡昔日的資助者，干脆將其作為討厭的包袱，仿佛欠債的不是俄國人而是穆爾。這一切使他的精神痛苦幾乎到了崩潰的地步。他在冰冷的地下室里向俄國黨和政府發出了可憐的哀求：“不要讓我死在俄羅斯！”
正是由于蔡特金的直接干預，這件長達七年的債款糾葛才得解決。這位50多年來一直關心和支持俄國革命、熱情保護和資助處于困境的俄國革命者的“可愛的老同志穆爾”（蔡特金語）最終離開了使他傷透了心的蘇俄。五年后他因病逝世于柏林。這期間國際上反蘇聲浪甚囂塵上，但是人們沒有看到傷心透頂的穆爾發表過任何反蘇的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