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筆銀子派發下去，頓時一個個投靠朱由校的齊楚浙宣黨馬仔，馬上感覺到這筆錢有些燙手。
“沈大人，您看這筆錢該不該拿？”徐大化等人找到沈潅，對皇帝派發的這筆銀子，顯然心存疑慮。
“呵！為人臣子，食君俸祿，有什么拿不得得。”沈潅笑了笑，明顯是在說官話。徐大化臉色一苦，小聲道：“沈大人您就拿個主意吧！”
“如今天子圣明，豈會不知我等臣工千里求官只為財？陛下同樣知曉水至清則無魚。何況這銀子你們敢不收嗎？”沈潅微笑著問。
徐大化等人頓時訕訕笑了笑，不再說話。
這銀子確實燙手，這是因為收了這筆銀子之后，日后若是膽敢貪瀆，那追究起來顯然烈性極強。
但是他們敢不收這筆銀子嗎？
如今這群人能如同坐火箭一般往上躥，就是因為有了皇帝在背后做靠山。按照正常的劇本，應該是他們上臺之后，同樣如同東林黨一般上下其手，也大肆貪污一番。只是辦事上，要辦得漂亮一些，積極一些罷了。
到時候只要不是太過分，皇帝一般也只能睜一只眼閉一眼，畢竟這是一個愿打一個愿挨的買賣。如果皇帝碰上一點小貪污就喊打喊殺，那就說不太過去了，投靠你總得給點好處吧？
可是拿了這筆銀子就不同了，皇帝相當于是拿出一部分錢給他們，而且當做他們的正常收入。相當于是給了他們好處了，加上他們之前貪污的家產報備后過往不究，就是給了他們發家致富的渠道，這個時候再狠抓貪污，對貪瀆之風嚴防死守，也不顯得薄情寡義了。
沈潅自然之道徐大化這群人是什么貨色，不由對皇帝這一手感到佩服。與其讓這群官員仗著皇帝的支持，以及他們對皇帝的作用，暗地里不知道貪掉多少銀子。還不如那一筆銀子擺在明處派發下去給他們，然后用酷刑震懾他們，讓他們不敢貪污。
這樣的好處極為明顯，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過程中。損耗成本得到了有效控制。不至于某個環節因為貪污而掉鏈子。
例如修水利工程，計劃一萬兩銀子修一座水庫，結果被貪了五千兩，結果水庫修成了豆腐渣工程，說不定沒幾年水庫就被沖垮了。朝廷不僅白花了一筆錢，還要重新投入一筆銀子進行重修。
那么換一種模式，修水庫之前靠俸祿發放的方式，假設給官員一千兩銀子，然后讓該官員把一萬兩都用在水庫修建上。最后成本是一萬一千兩，但是水庫質量得到了保障。
前者對官員貪污睜一只眼閉一眼，有時候你都不知道他們會貪掉多少，風險無法把控。后者把損耗限在一定范圍，盡管支出增加，但卻不容易出問題。
至于如何防止貪污。那實際上是比較簡單的。只要當權者敢狠下心來查，敢去打破官場潛規則，并讓貪污官員付出慘烈代價，同時讓這些官員的收入還能看得過去，大部分的貪污都會消失。畢竟在俸祿大幅度增加的情況下，沒必要冒這個險。
貪污和不貪污，很多時候只是一個犯罪成本的問題。如果年收入已經能保障日子過得很好了，未必會冒那個風險去貪污。如果有人頂風作案，貪污手段高明到嚴查之下都看不出來的，那必然是手段極為隱蔽。并不會帶壞風氣，不被查出來也算是他們的本事。
最怕的就是公然貪污，上面又不管。其他不貪污的官員一看，他能貪污我為什么不能貪污？于是紛紛效仿。馬上就貪污成風了。
所以說反腐實際上是很簡單的事情，只要把那些公然貪污的打掉，再讓其付出慘重代價，貪腐之風馬上就可以遏制。至于深入的反腐也可以搞，但并不一定需要盡善盡美，這世間也沒有盡善盡美的東西。
畢竟萬物陰陽共生。一個東西如果是純陽的，那就是成仙了，已經跳出五行、不入三界，不算這世間的東西了。
華夏上古時期實際上就是一個修行文明，在沒有文字的時期，道家學術就已經出現了，當時主要是用來指導修行。道家修士，就是通過使自身能量的純陽，從而讓自身長久。后來一部分人不愿意修行，才分裂成了修行界和世俗界，大同社會進而崩潰，世俗界因為開始縱情享樂，又因為當時生產力不足，所以從大同社會演變到了奴隸社會，后來發展出了文字、生產力，才過度到了封建社會。到了春秋的時候，老子才用文字對道家進行了總結。
所以說這世間是光明與黑暗共存的，誰也不可能徹底消滅黑暗。不過陰陽學還有一個規律，那就是‘陽主陰從’，即陽性能量與陰性能量同等的情況下，必然是陽性能量占主導地位。西方人則還停留在，正負離子誰占主導地位是不一定的低級層次。
根據‘陽主陰從’這個定律，就能發現，一個健康的國家，黑惡勢力盡管存在，但上不了臺面，屬于見光死的狀態。
而一個快要滅亡的國家，必然是陰性能量比陽性能量更強，黑惡勢力已經開始公然招搖過市，壓制了正義的勢力。因為陽主陰從的定律，這種狀態必然不可長久，當統治者不能改變這種現象的時候，被壓制的陽性能量一旦爆發出來，就是改朝換代。就如同雷電一般，春季陽氣復蘇，開始與陰氣鏖戰，力量更強的陽氣被陰氣包圍、壓縮，進而產生雷電。
就如曾國藩曾說,清朝滅亡之前有三個前兆。
1.無論何事，均黑白不分。
2.善良的人，越來越謙虛客氣；邪惡之人，越來越受人尊敬。
3.問題到了嚴重的程度之后，凡事皆被合理化，一切均被默認，莫名其妙地虛應一番。
曾國藩死后40年后，大清朝果然灰飛煙滅。
曾國藩總結的這三個亡國前兆，實際上就是通過陰陽學推導出來的，這也就是中國特有的‘類比思維’的高級之處。可以透過復雜的表象，類比到陰陽五行、周易八卦。然后通過理論推導看到本質，解決問題的時候，再通過理論推導出大原則，按照這個大原則來解決問題。國家自然而然就恢復正常。
西方人的邏輯思維就沒有這種能力，因為他們缺乏類比的核心體系。這也是西方人腦筋有時候比較死板的原因，看起來傻乎乎的。
西方人治理國家的時候，則是非常注重細節，但是大方向上卻沒有那么明確的意識。經常犯下非常低級的錯誤，例如西方國家竟會被商人和宗教玩得團團轉，這在中國是完全不可能出現的低級錯誤。
不過西方人這種思維方式讓他們不那么精明，但并不代表著他們的腦子更笨，所以他們的思維方式也有他們的優勢，那就一根筋下去，會創造出很多畸形的怪物，例如科技。然后用絕對物質優勢，去欺負其他落后國家。
而思維方式的不同，也讓中國和西方人的治國方法完全不同。中國領導人是通過類比思維來治國。提出大原則、大方向，只要方向不走偏，那么國家自然而然就強盛起來，并不是很注重細節問題。
軍事上也同樣如此，中國人在軍事上講究的是大方向上、大戰略不走偏。西方人則是追求武器的威力，以為優勢的裝備和物質就能占據上風，在戰略上比較馬虎。朝鮮戰爭就充分的展現出了中國軍事和西方軍事的差異，中國志愿軍盡管裝備落后，但依舊可以和裝備先進的美軍抗衡，最終挫敗美國試圖在整個朝鮮半島扶持傀儡國家的野心。
此時朱由校搞反腐。只要讓腐敗見光死就算成功了。當前明王朝已經很符合曾國藩總結的三個前兆了。
通過陰陽五行學，就能很簡單的得出結論，要想拯救明王朝，大方向就是打擊黑惡勢力。讓正義重新占據上風。讓善良的老百姓，能大聲的說話。
如果糾集起來的這些齊楚浙宣黨馬仔，依舊貪張枉法，即便會做事，也只是讓明王朝茍延殘喘，并不能從本質上改善問題。
朱由校的反腐策略就是先從這些投靠他的馬仔抓起。然后再擴大陣地。在這個區域內，一切貪腐行為一旦發現就必然嚴懲，讓貪腐全部見光死，沒有妥協的余地。這些官員如果能貪污不被發現，那就是他們的本事，沒必要去糾結這個問題，自然規律注定了，不可能完全杜絕貪腐。
中國官場會腐爛，歷來都是從上面爛到下面。上面帶頭貪，下面才會跟著貪。抓好上層官員的貪腐，影響力就會逐漸擴大到中下層。
治理國家方面，中國的傳統模式可以類比為‘陽’，陽為氣，更加飄渺。西方人注重細節的模式，則可視之為‘陰’，陰為質，更加具體。兩者各有優劣，國力相差不大的情況下，相拼之時還是中國模式占一定上風，因為陽性占主導地位。
但是孤陽不長、孤陰不生，走極端雖可盛極一時，卻無法長期維持下去。而根據陰陽五行學的規律，陰陽平衡才能‘萬物生發’。因此最好的治理模式，還是進行綜合。用傳統國術制定大原則，用西方人的方式制定細節，國家就可以強盛。
作為穿越者朱由校，顯然在這方面優勢巨大。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為了追趕西方國家，已經在細節上更加注重了，盡管沒到西方人那種幾乎‘走火入魔’的程度。而這個年代的明王朝，懂得用傳統國術治國的官員，實際上多得很。畢竟這年頭的文人，都是學過陰陽五行和周易八卦的，抓大原則是他們最為擅長的東西。所以說造反的時候，文人的支持為什么那么重要？就是因為他們能提供大原則、大戰略上的指導。
沒讓朱由校等待多久，就讓穿越者的優勢，和中國傳統的治國優勢‘雙劍合璧’了，因為內閣首輔沈潅一天之內給他連上了三道奏折，提出了許多治國方略，頓時讓朱由校如獲至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