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
在仁川特區，第一座紅磚結構建筑除去紡織廠、細棉土廠的廠房之外，恐怕就是位于南區臨海的“東亞同文學院”了，甚至這是整個特區第一座的公共建筑，由此可見其于特區內的地位，而東亞同文學院的創辦之所以被置于如此高度，卻是出于一個目的對朝鮮同化政策的需要，當然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培養特區需要的人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東亞同文學院，既然是培養行政人才，亦是工科人才的一所學院。
“中華主義！”
在進入已經建有七座三層樓房的同文學院時，唐浩然對李光澤道出了自己的想法，先前在路上，在詢問李光澤的想法時，在某種程度上，兩人倒也算是接近，但分歧卻更多，尤其是在辦學的思想上。
苦于人才不足，從統監府創辦至今，唐浩然一直苦于這個現實，不僅僅只是工業人才，即便是連同最基礎的教育，亦是如此，盡管中國教育歷史遠超過歐洲，可千百年間教育停滯不前卻是無法回避的事實，尤其是近現代教育革命之后，中國教育更早已被西洋各國遠遠的甩在身后，沒有合適的教育人才充任教授，亦沒有合適的教育家主持同文學院。
亦正因如此，唐浩然才會感覺如此疲憊許多事情，他不得☆長☆風☆文☆學，w▼ww.c↑fwx.n○et不親自操辦，以至于他甚至還懷自己是不是有“兼職癖”，就像現在除去朝鮮統監之外，亦是警備處處長、同時還是特區建設委員會委員長。至于警察學校以籌備中的海員學校以及同文學院。更是當仁不讓的校長、院長。而之所以兼任一個個職務，一方面固然是希望把權力抓在自己的手中，但更深層的原因是無人可用。
無人可用的現實，一直困擾著唐浩然，直到現在，他不知道，除去自己出任院長之外，還有什么更好的選擇。盡管對于教育他同樣是個外行，可至少還知道教育的大致方向。
“中華主義？”
李光澤詫異的接了一聲。
“其實就是中國中心主義，說白了，就是華夷之辯！”
華夷之辯！
四字傳入耳中的時候，李光澤的臉色頓時一變，連忙輕聲說道。
“大人，你要知道，當今…”
或許“華夷之辯”是儒家的根源，但是打從滿清進了關，占了中原。誰還敢提這四個字？這“華夷之辯”辯的可是他滿洲人就是蠻夷。
“我知道，崇山。中國之所以為中國，正是以“華夷之辯”為中心，若是沒有“華夷之辯”又豈有堂堂中華和這中央之國？”
第一次于李光澤的面前吐出了自己心底想法的唐浩然，現在他倒不擔心其會背判自己，如果說現在對中國的讀書人有什么了解的話，就是像他這樣屢試不第者，對滿清的不滿甚至遠超過自己。
而更重要的一點是，或許那位所謂的“雍正老爺子”曾駁斥呂留良的華夷之分，但凡是中國的讀書人，或多或少的都必然受到“華夷之辯”的影響，甚至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滿清滅亡時，絕大多數讀書人才會對其毫無一絲留戀，至于所謂的遺老，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所留戀的并非不滿清，而是嗯，帝制。而是中國千百年傳承的帝制，這才是他們真正的留戀的。
就像后世很多人粉某一特定的時代一樣，那些人留戀的又豈是那些時代？無非只是某種價值觀上的認同罷了。
“當然，還有一方面的考慮，卻是千百年來中華思想在朝鮮，甚至還有日本以及整個漢字文化圈內的影響，”
相比于“華夷之辯”，唐浩然更愿意引用“大中華主義”卻是出于實際上的需要對朝鮮統治的需要，甚至是統治朝鮮合法化的需要。
“以朝鮮頗有影響力的華西等學派，如金平默、柳麟錫、崔益鉉、洪在鶴等李恒老門下儒生，無不是受我中國儒家程朱理學影響，或許他們是朝鮮人，但是他們對“中華”的忠誠，卻早已刻入骨子中，而更為重要的一點，他們這些朝鮮儒家甚至達到了不重視本國存亡而重儒教興衰的地步，而這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同文學院…”
手指著那幾棟帶有東方建筑特色的樓房，準確的來說是其帶著中式屋檐，唐浩然接著說道。
“之所以創辦同文學院，固然是為了培養符合府中的公務人員以及未來特區建設需要的人才，但同樣的，也是為了培養朝鮮內部的親華派，而“中華主義”則是最佳的選擇，在過去的數百年間，“中華思想”早已深入朝鮮士民之心，而我們需要的就是將其進一步發揚廣大，進而去瓦解他們剛剛萌芽的民族主義，最終令朝鮮為我中國一行省！”
令朝鮮為我中國一行省！
這或許是唐浩然的目標，但就私心來說，他未嘗不是希望借用朝鮮的那一批在明亡近兩百五十年后，仍然堅持春秋大義思明至今的儒生，在瓦解朝鮮剛剛生出萌芽的民族主義，進而將其完全融入中國的同時，亦瓦解國內青年的“忠君報國”之心，進而使朝鮮成為真正的“中華復興基地”。
“大人，以您的想法，似乎準備令朝鮮儒者于學院講學？”
雖說屢試不第一的經歷使得李光澤對朝廷早已是滿腹不滿，可讀書數十載的“忠君”之說卻依然影響著他，這會自然聽出了大人的潛臺詞請朝鮮儒者于學院講學，甚至還可能是朝鮮的華西學派。
“大人，此事還請從長計議，畢竟這華西學派似乎是老論派之老巢，而且其素來秉持“華夷之辯”，若是傳入國內恐引生亂子…”
因在漢城時與朝鮮儒生結交的關系。使得李光澤深知朝鮮各學派的思想。華西學派于朝鮮的名氣之盛遠非其它學派所能相比。其幾可為朝鮮第一學派，可在另一方面，這一學派自宋時烈起便秉持“華夷之辯”與春秋大義，崇周思明之心與當前朝鮮心甘情愿做清國的屬國截然不同。
“再者朝鮮碩儒大都極端保守，其一味理學，全不容西洋之科技，更視變法為洪水猛獸，若以其為用。豈不有違大人創辦同文學院興創新學之本意？”
李光澤委婉的勸說卻讓唐浩然先是一愣，而后又沉默片刻，反問道。
“崇山，可你也要明白一點，相比于其它的朝鮮人，他們更忠誠！”
至少對“中華”很忠誠，而這恰恰是自己所需要的，至少那一批人，是他需要爭取的，利用他們實現對朝鮮的控制。
“不過…”
朝遠外看了一眼。唐浩然笑說道。
“我并不準備讓他們于學院講學，這所學院與中華學校不同。這所學院，嗯，我已經決定全權委托給從德國聘請的教授，學員們在同文學院接受的歐洲式的現代教育，至于國學，他們還需要再學嗎？”
同文學院的學生除去從教會學堂招來的百余名學生外，更多的學生將來自設立于天津、上海、廣州等地的同文學堂，而能進入同文學堂至少都是童生，他們都接受過基本完整的國學教育，所需要接受的只是現代數學以及科學教育，這正是創辦同文學院的目的在未來三四年內培養一批可堪一用的現代人才，
辦教育真正的挑戰在什么地方？
不在于高等教育，而在于如小學一般的基礎教育，相比之下，小學教育卻是最重要的，因為小學教育是基礎，既然未來的特區甚至中國都將以“大中華主義”為中心，那么國學教育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小學教育涉及到太多的問題首先教材如何編寫就是一個大問題，如數學、地理之類的教材可以借鑒，比如借鑒日本以及德國的教材，加入與中國相關的內容，但小學教育中最重要的國學教材如何編寫，這卻是一個大問題。
既不能直接沿用舊時中國的啟蒙讀物，又不能直接借鑒如日本之類的外國教材，而且還要符合“大中華主義”的需要，這個問題如何解決，可以說，從授意宋玉新于國內招攬孤兒，創辦“孤兒院”開始，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唐浩然，這個時代的中國可不像民國那會，有數以百計的教育家編寫各種國文教材供他選擇，唯一能幫他的一是國內人儒生，二是朝鮮的儒生，在國文造詣上，即便是最不學無術者，亦遠高于唐浩然。
“可中華學校不同，按中華學校的比例，除去10的朝鮮學生外，其它的都是咱們從國內帶來的孤兒，如何教育他們，如何把他們培養成才，這才是最關鍵的，或許，他們中只有極少數的人一部分人能成長為真正的人才，可崇山，咱們先前去工廠，那里不僅僅需要工人和技師，還需要大量的中層技術人員，這是我們需要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中華學校是一個嘗試，現代基礎教育推行于中國的嘗試！”
語氣看似有些沉重的唐浩然并沒有說，中華學校培養的不僅僅只是中層技術人員，未來還將有許多基層官員以及軍官都將出自于那所學校，相比于他人，也許那些孤兒將更加忠誠，能夠更加的公正。
或許對于未來的中國，唐浩然還沒有具體的想法或者說計劃，但心知變革無法避免的他，又豈不知無論未來如何，一場翻天覆地的變革都是不可避免的，而變革意味著需要打碎舊利益，用誰去打碎舊利益呢？沒有人比中華學校畢業的官員更加合適的了，至少了相比于國人他們少了關系的牽絆。
而在另一方面，中華學校亦建立現代基礎教育的必須，一方面唐浩然不可能于朝鮮推行現代教育，從而令朝鮮的現代教育領先中國內地，而另一方面，教育卻又不能不辦，尤其是基礎教育，畢竟基礎教育直接決定高等教育。
如果說21世紀咨訊大爆炸教會了唐浩然什么，就是他深知發展教育是發展生產，國家富強的必由之路。就如19世紀初葉，德國的工業差不多落后于英國一個世紀。從19世紀20年代起，德國大力發展教育事業，以便使國家富強起來。此后，德國的教育投資逐年以較高的比率增加，不久便超過歐洲其他國家。德國以高于歐洲其他國家的教育投資，使其學齡兒童入學率，國民的讀、寫、算等能力，工人的技巧，工程師和科學家的培養質量，乃至高水平的科學研究都居于歐洲各國的前位，從而對德國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學習德國的日本同樣也把教育作為振興國家民族，后來居上的起跳板。明治政府為了把日本建成一個既能抵御西方列強入侵，又能與國際資本主義勢力相競爭的資本主義國家，上臺伊始，就強凋教育的重要。因此日本只用了50年的時間，就走完于英法等歐美國家在教育上用200多年的時間所走過的路，為后來日本民族的振興，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而無論是德國也好，日本也罷，在最初的時候，無不是選擇以小學教育為突破口，通過盡可能多的建立學校，強迫學齡兒童入學的方式去創辦小學教育，而普及全國的小學教育則為高等教育提供了充足的最優秀的生源，現在的中華學校就是特區的小學教育，或者說開創中國現代小學教育的先河，為未來的小學教育推廣以及普及打下基礎。
“大人，這…”
從未來接受過小學教育的李光澤，雖通過《泰西策》知道教育于一國的重要性，但對于現代教育還是一頭霧水，全不知什么民現代小學教育，可卻知道這絕非一件易事，如是易事，中國數千年間開蒙書目又豈會只限那幾篇？
“是不容易！”
唐浩然豈不知道這件事的難度，可再難都需要去辦！
“所以，我準備請一個人過來，讓他同華西學派的那些人一同，甚至如果有可能的話，就是聘請日本人也未嘗不可，一同設計一套適合中國的小學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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