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府，當來到翁府的時候，屋外的雨依然下著，春時多雨，即便是在京城同樣也是如此，雨滴落在房頂青瓦上只發出些許清脆聲響，在順著青瓦滑下的水漣中，在翁府書房內，唐浩然卻是畢恭畢敬的同翁同龢探討著問題，從泰西各強國的時事，再到國內時局，可謂是無所不談，而隨著話題回到國內，翁同龢更是不時的點著頭，偶爾更是撫須稱贊，顯然，唐浩然的每一句都講到他的心坎里。
“相爺當然深知道光二十年，也就是五十年前的戰爭，那一仗咱們敗了，賠了款、割讓了香港，可隨后真正的敗卻是咱們同英國簽訂了《南京條約》、《虎門條約》和章程，英國不僅得到了香港、賠款和五口通商權，還得到了片面最惠國待遇，片面的協定關稅、領事裁判權和軍艦進駐通商口岸的關第，隨后，美、法相繼以武力進行要挾，通過談判獲得與英國一樣，甚至超過英國的種種特權，泰西列強打開咱們的大門后，歐美小國聞風而至，紛紛要與咱們立約通商，結果當時咱們按照“天朝上國”、“理藩外交”的傳統“一視同仁”，將給予列強除割地之外的種種特權也給了那些小國。相爺，這又是為何？”
唐浩然一口一個“相爺”只喊得翁同龢一陣心得，而此時唐浩然的這番話一說，只讓身為清流的他立即看心心痛的說道。
“國朝當時不解泰西，唯恐因小國交涉至泰國各國沆瀣一氣，進而有損國局！”
翁同龢的解釋讓唐浩然的心底暗自一嘲，真的是這樣嗎？不過既然對方現在是自己要尋的靠山，自然不反對，更何況，在歷史上，原本這些所謂的清流就是“成事不足，敗事有余”，李鴻章、張之洞甚至就連同伊藤博文宣稱中國不足為懼的原因就是因為“中國之事盡毀于言官清流之手”，對于這種“無成事之能，卻有敗事之功”的人，還是盡量交好，最好能引以為援的好。
“打仗敗了不可怕，這在沙場上敗了一次，咱們枕戈待旦的還能再來一次，洋人器強，咱們購器、辦廠，總能打敗他們，可泰西諸國打敗咱們的真正原因是根本上的落伍，但咱們中國，并非沒有不比泰西強的地方，比如中國之倫常名教，數百年前既為泰西諸國提推崇，比如說，咱們的科舉制度，既為當今世界第一等強國——英國所推崇…”
“哦，當真如此？”
翁同龢一聽英國人推崇國朝的科舉，頓時便來了興趣，這些年，大家瞧著洋人只是又羨又懼的份，雖說自以為“以中國之倫常名教遠優于泰西各國”，但那不過是關上門來自己說來聽聽罷了，現在唐浩然這么一位“通洋”之人，也這么說，豈能不讓他激動。
“當然如此，數百年間，泰西各國人士對我國之科舉可謂是推崇倍至，即便是咱們在多次戰事中中失敗，泰西學者仍對我國科舉制度仍是稱道不已。廉士在《中國總論》中說：“中國通過卓越的考試制度錄用文官武將，這是他們制度惟一不同于古今任何一個偉大的君主國家的地方”…”
唐浩然引用洋人的稱贊，讓翁同龢聽了心底只顯得極為舒服，他不時的撫須笑著，似乎非常享受這種為洋人推崇的感覺。
“歐洲人贊賞的是咱們中國科舉制度選拔人才的原則：機會均等，公平競爭，擇優錄用。他們認為這是一種出類拔萃的制度，值得效法，也就是在咱們的影響下，這泰西各國紛紛開始廢棄了賜官制，確立從考試中選拔文官的制度，在泰西各國中法國首先師承中國，在1791年，也就是差不多一百年前，進行了文職人員的考試，德國大約是在1800年。英國有識之士早就呼吁政府效法中國科舉制度，面向全體國民，開科取士。1833年，英國確認了通過考試擇優錄用的原則，但直到1847年，英國某一駐外機構為聘任辦事員，才進行了最早的競爭性考試。此舉受到種種非難，但英國行政改革者最終獲得勝利，應為這是一種卓越的選拔人才的制度。1855年，英國成立了第一個文官委員會，主持普通文職人員競爭性考試。直至二十年前，英國頒布法令，使文官的競爭性考試正常化，英國文官考試制度最終確立。”
唐浩然說的這些，雖在《泰西策》中略有提到，但并沒有提及其與中國科舉制的關系，而此時唐浩然之所以說出這些話，卻是為了自己的下面的話作鋪墊。
“過去泰西之強，在于其在專注工商持以科技富強之術，而現在其引我中國之科舉，文武官公斷，擇以專長能才治國，輔以富強之術，其國焉能不強！可反觀咱們中國，雖說有名教科舉之長，卻不解西洋為何之強，如果早在五十年前，戰爭一打敗，我們就得到教訓，不先浪費第一個二十年，再接下來徹底個三十年，我中國今天恐早已重為世界頭頂強國，早已重回萬國來朝之盛世，又豈會有乙酉丟藩之恥？”
唐浩然口中的“乙酉藩之恥”指的是1885年因中法戰爭簽訂的《中法新約》，中國失去越南藩屬的舊事。
“據子然看，”
自從唐浩然進入書房，可謂是句句說到翁同龢心里，雖說他傾向于變革維新，但是他所傾向的卻是“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之以諸國富強之術”，其實與現在辦洋務的大臣們，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而唐浩然的話自然是深得其贊同，于是便慢慢地說道。
“這五十來，難道咱們所辦的洋務，便不值一提？”
這句話，與其說是問題，倒不如說是翁同龢想從唐浩然的口中得知李鴻章他們洋務到底辦的怎么樣。
“相爺，您身在朝中，于朝中之事，自然比晚輩更為清楚，敢問相爺，當今辦洋務者，所求者是為何？”
“這…”
翁同龢沉吟時，唐浩然卻說道。
“所為者，無外四字——“富國強兵”，敢問相爺，國朝之洋務創辦三十年，富國幾何？強兵幾何？”
唐浩然的話聲落下后，看著翁同龢說道。
“國之不富，談何強兵？國之無銀，又焉能辦工廠、興礦山，辟航線、建鐵路？這些都需要銀子，沒有銀子，如何去辦？若國家有銀錢，必可建鐵路，練新軍、操海軍，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國之不富，談何強兵？”
翁同龢一言不發，靜靜地聽著，身戶部尚書，對此自然是體會頗深，這些年國朝的用度一日比一日大，許多問題，歸根到底還是銀子，他想支持張之洞辦洋務，但卻苦于財力不濟，只能勉強維持，想倡辦水師、陸師，以奪李鴻章之依持，亦苦于財力，這不論辦什么事，歸根到底，還是要靠銀子說話，張之洞辦洋務也好，操辦水師、陸師也罷，若是有足夠的銀子，又豈會任由他李合肥猖獗至今？
“子然，那以你之見，這富國強兵，應該如何操持！”
翁同龢看著唐浩然，這唐浩然早在武昌時便有“籌財之能”，自然想到求教于他。
見翁同龢如此上道，唐浩然的心知此行的目的已經達到一半，于是便開口說道。
“不知相爺在看晚輩所著《日本變政考》，可曾注意日本明治維新，所事之改革中何者為重？”唐浩然的反問，讓翁同龢眉頭略皺，然后說道。
“明治維新所變者雖盡仿之泰西，然其所提“和魂洋才”倒與“中體西用”，有幾分相似，也確有幾分可取之處！”
雖說翁同龢沒有回答唐浩然的問題，但唐浩然倒也沒有追問，而是贊同道。
“那是自然，日人先前千百年學之我中國，其所提者為“和魂漢才”與現今之“和魂洋才”，具為學習之道，雖其所行者不過“沐猴而冠”而已，然其所提者，卻依可為我國之鑒，如數十年間，持持洋務者空談“富國強兵”卻不知如何操持，這一點，日人之道，卻可為借鑒！”
而他之所以會提及日本的“明治維新”，卻是為了把其往“變法維新”上引，現在不是五年之后，沒有五年之后的戰敗對國人的思想造成的沖擊，現在談“變法維新”似乎早了點，沒有思想上的沖擊，這些以保守著稱的大員們，又豈會愿意行之以變法，今天翁同龢之所以會請自己過來，在某種程度上，其不是被日本變法維新所吸引，而是為日本的“尊皇攘夷”所吸引，對于他來說，他所重者不過只是那個皇上學生的權力，以及同李鴻章等人爭權罷了，至于所謂的變法維新，其不過只是停留在“中學為體，西學為重”的層次上，和這種人談變法，自然如同對牛彈琴。現在只能另辟蹊徑，從其它方面著手。
“子然，說來聽聽！”（天上掉餡餅的好活動，炫酷手機等你拿！關注起點/公眾號（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眾號輸入qdread即可），馬上參加！人人有獎，現在立刻關注qdread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