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運辭別東海眾龍，借助海眼離開，然后去最近的玉海城，利用圣廟直接挪移回京城。
方運再一次埋頭案牘之中，處理政務。
和普通的革新不同，有關司法的革新最為關鍵，說是一國的基石毫不為過。
所以，內閣諸部官員開始了最枯燥的生活，討論一條又一條法令，有些律法內容變革太大，往往一整天都討論不出結果，最終只能暫停施行。
刑殿不愧是人族執行力僅次于戰殿的圣院機構，僅僅過了十天，景國所有有固定營寨的匪盜都被一網打盡，剩下的那些流竄犯將被列入長期的打擊目標，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
嚴打匪盜對景國的各種不法之人形成了極為有效的震懾，連那些竊賊小偷都停止作案，全國的惡性事件急劇減少，甚至有一天全國數百府縣竟然無一人報案。
景國各地官員本以為接下來刑殿會展開慶功，但哪知刑殿只是輕飄飄說了一句諸君勤勉再接再厲，便宣布嚴打進入第三階段。
法歸國家，打擊私刑私牢。
和上一次全民稱快不同，第三階段的嚴打，在論榜上引發了反對之聲。
因為人族目前還保留宗法制，很多事，百姓不會去找官府衙門，通常都會找族里德高望重的族長解決，這就使得族長獲得相當大的權力。
景國或者說十國的官府基層組織如同紙糊的一樣，一捅就破，但之所以能勉強維持穩定，主要是因為宗法制的存在，用血脈維系的宗族能夠保持較強的凝聚力。
保證基層的凝聚力，又減少了皇權治理基層的成本，而且除卻法家，以儒家為首的各家思想都支持這種保守的基層形態，所以宗法制一直久盛不衰。
如果說國家是君君臣臣的體現，那宗法便是父父子子的延伸，兩者有時候涇渭分明，有時候卻相互勾連。
皇權不下鄉，在生產力達不到一定程度之前，是最佳的選擇。
沒有皇權的基層，是宗法制最肥沃的土壤。
特定的歷史時期，人類總會做出適應自身的選擇，在一段時期這是完全正確的，無論后世人如何批判，但在當時的情況下，誰也無法找出更有效替代之法。
不過，一旦這種選擇根深蒂固，帶來的后果便是難以適應新時期的發展。稍有不慎，便會給族群帶來滅頂之災。
隨著文曲星力的增強，圣院對人族的控制力空前加強，加強基層統治已經不存在技術問題，若是任由宗法制發展，割裂基層與上層，阻斷村鎮之間的交流，甚至對抗圣院的規劃，基層人民的生產力無法被釋放，那便是人族危機到來之時。
與其束手待斃，不如先行解決。
所以，當方運把宗法制的優劣一條條擺出來后，農殿、工殿與法殿閣老全部支持，完全不在乎將來禮殿的反應。
這不僅僅是家法與國法的問題，如果說內閣自決、大理部歸圣院是削弱皇權，是加強‘法’，那打擊死刑私牢，本質上是在削弱族權，在針對“禮”。
在圣元大陸，一些有權有勢的大家族自設刑堂私牢很常見，比例甚至超過七成。
若是失去私刑私牢，許多家族的權力與威懾力會大大削弱。
所以，一些敏銳的讀書人覺察到了這一點，為了維護自家在本地的權力，開始在論榜發文反對。
方運早就預料到會這樣，所以一直關注論榜，并總結了那些人反對的理由。
最簡單的理由便是歷史遺留問題，他們希望刑殿不要太過于激進，就算革新，也要慢慢來，不能一刀切，畢竟可能會傷及無辜。
還有措辭更為激烈的，他們認為刑殿這么做在逆人倫，是在摧毀宗法，將來必然釀成大禍。
更有惡毒的人指出，景國財政問題嚴重，難以維持國家運轉，便利用這種方式從百姓手中搶財富，景國與圣院應該藏富于民，不與民爭利。
在刑殿宣布打擊私刑私牢的第二天，正好是水殿成立的日子，由東圣閣主導，十國孔城與四海龍族聯合成立水殿，方運任水殿殿主，龍族出四個大龍王閣老，人族出五個大儒閣老，負責天下水網的建設與管理。
在方運與水殿閣老商議水殿的基本規章制度的時候，刑殿迎來不速之客。
禮殿所有閣老抵達刑殿，與刑殿談判，要求刑殿暫緩打擊私刑私牢，并要求刑殿禁止干涉人族宗法。
于是，兩殿閣老在刑殿展開激烈的辯論，甚至引發種種異象，圣院上空風云變幻，最后東圣閣不得不調動力量壓下異象，并且參與調解。
但是，刑殿很清楚這次行動的重要性，如果打擊私刑私牢失敗，不僅與方運的計劃全盤受挫，以后刑殿準備主推的律法下鄉也會夭折。
所以，刑殿用早就預謀好的手段解決。
拖，拖到生米煮成熟飯，到時候禮殿自然會放棄干涉。
方運早就料想到會是這個結果，所以并不驚慌。
第二日，《民報》出版，并拿出整整一半的版面來報道有關私刑私牢的消息。
第一部分主要是舉出詳細的案例，比如某個族長休妻不成借口妻子不守婦道，活活將其打死；比如同族之人為了奪財產把親兄弟致殘；比如一些人看一個女子不順眼，污蔑其通奸最后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浸豬籠害人性命等等。
第二部分則是刊載一些普法內容以及私刑私牢的害處。
最后一部分則是一篇長文，作者深刻剖析私刑私牢帶來的壞處，并直言這是人族發展的障礙，但筆法十分巧妙，只字不提宗法，只字不提禮教，讓所有人看后都本能地認為這是法家的事，與其他各家無關。
這篇長文的作者以筆名的形式出現，不署真名。
鐸鈴。
新的《民報》一出，引發天下爭閱，許多有志之士奔走相告，因為民間的私刑私牢早就積累了濃重的民怨，再加上《民報》上的各種案例，讓許多正義之人義憤填膺，全力支持廢除戕害人的私刑私牢。
論榜之上的論戰升級，更加火熱。
最后，爭論的焦點變成了家法與國法之爭，禮與法之爭。
但是，還是有有心人發現了那篇社論的作者筆名，猜測到底是誰執筆，是誰敢起如此大膽的名號。
因為這個筆名的出處太明顯，明顯是出自《論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