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5年的北京，曾經發生了一件影響深遠的大事，那就是掌握朝政大權的鰲拜力排眾議，同時在開封、錦州、漢中三地訓練四支新軍，以適應越來越瞬息萬變的戰場局勢。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統領這四支新軍的將領中，倒有兩人是漢將，分別是開封新軍統制張勇、漢中新軍統制趙良棟，如果再算上隸屬于漢軍旗的錦州新軍統制孫思克的話，那么這四支清帝國重金打造的新軍部隊，倒有三支是由漢族將領指揮，除了圖海一手組建、訓練的錦州新軍二期。”
東方的天際已經泛起了一片魚肚白，看了一夜稿子同時也修改了一夜稿子的郭普夏，揉了揉有些酸澀的雙眼，放下了手里有關清國的稿子。這些文稿，是他手下一位資深情報官員創作的，風格與上一篇有些不同。而且因為獲得清國信息的渠道有限，因此很多部分流于猜測，一些觀點也有待證實，所以文章內容在一些人看來也許沒那么令人信服。
文章是從東岸人資料最多的軍事體制的改革引出的，著重指出了清軍現在并行的三套軍制，即八旗軍、綠營軍和新軍。
“八旗軍由每單位300人的佐領組成，均由清國皇帝支付軍餉及賜予田產。佐領以上的八旗軍軍官每隔五年左右就會在各部之間調動任職，以防止宗室清貴或統兵大將擁兵自重。這是一種成熟的軍制，也能令君主能夠安寢，不至于稀里糊涂地死于宮廷陰謀之中。整個帝國目前大概擁有此類軍隊2025萬人左右，但我們對這個數字表示高度存疑，因為有情報顯示，清帝國滿蒙漢八旗成年男丁加起來也不過才25萬人出頭的樣子，這意味著他們將絕大多數成年男子都算入了軍隊數量之中，或者正如他們所言，年齡在15歲以上、60歲一下的男人，都要服役，至少表面上是如此。”
“綠營軍的規模龐大，幾乎達到了五十萬人之眾，也許有六十萬人，我們沒法確切地統計。在1645年的時候，綠營軍規模最大時可能達到了八十萬或一百萬人之多，這是因為前線將領們收編了太多的降兵。在此之后，隨著局勢的變化，清廷進行了大規模的裁軍，這是一項極有魄力的行動，保障了帝國財政的健康——現有的綠營軍每年需要約400萬兩銀子及數量不詳的糧食、布匹、鹽來維持——同時也勉強護衛了帝國的安全。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綠營兵是世襲制的，待遇非常一般，且近些年來還經常遭受上級的克扣，士氣下落很快。若早些年他們還能與我們的仆從軍進行比較的話，現在已經不配與進行全新整編后的新軍部隊來比較了，從各方面都不如。”
“新軍目前有十萬人左右，這是清帝國目前情況下所能維持的極限了，除非他們愿意裁撤綠營兵的編制，但這似乎并不能節省多少財力。在這十萬人的新軍中，錦州新軍分兩部，一部由圖海率領，約四萬人，其中頗多滿、蒙、漢八旗子弟，另一部由孫思克率領，約二萬人上下；河南新軍由老將張勇統率，規模在二萬人以上，漢中新軍由趙良棟率領，規模在一萬五千人左右；再算上北京神機營中洗練火器戰術的五千名士兵，清帝國新軍總規模達到了十萬人上下，即便放在歐洲也是不小的規模了。”
“當然了，考慮到火槍、火炮裝備的比例，以及諸如士兵待遇方面的差異，清帝國維持這十萬人新軍所付出的代價，未必就比奧地利人維持34萬名常備軍的花費要高多少。不過他們現在很多火器自產的質量越來越好，在可預見的將來維持軍隊的成本會緩慢下降，除非他們決心進一步提高火炮等技術兵器的配備比例。”
“如果說待遇和裝備僅僅是軍隊戰斗力的一個方面的話，那么清、順、明軍中間存在的一個共同的痼疾則嚴重限制了他們軍隊的戰斗力。根據訓練清國、明國新軍的德意志雇傭軍官敘述，無論是清國還是明國軍隊，他們都很難使得中、上級軍官參加訓練，因為他們認為與普通士兵在操場上一起參加訓練是有失體面的。而且更糟糕的是，這些中層和高層軍官在軍隊中擁有不參加直接戰斗的特權，因此很難說這些人對于新式的戰法有多了解。當然或許他們私下里也會通過自己的渠道了解、學習新式戰法，但這就不為人所知了。總而言之，清國新軍的戰斗力不宜過分高估，水平可能也就和我們這些年整編出的五個整師的新軍相當，也許本土作戰時有一定的優勢，但如果出外遠征，效果可能不會太理想。”
看得出來，由于情報來源的因素，這片描述清國狀況的報告給予了軍事方面很大的篇幅，不過就內容本身而言，大體上卻還比較符合事實，尤其是那些有關清國軍隊規模、裝備、開支、訓練和戰斗力的描寫，是通過收買的一些曾參與過清國軍隊現代化訓練的歐洲教官了解到的，也可以說是第一手資料了。
這樣的軍隊，郭普夏認為東岸人在地形——比如膠萊新河防線、四明山、會稽山等等——的幫助下，守住寧波、登萊問題應該不大，除非清國方面傾盡全力來攻，但這顯然不可能。當然我們也應注意到，清國軍隊的整體實力還是應被尊重的，他們在對順國、明國時擁有很大的優勢，這毋庸置疑。
“與南方李順政權控制區有所不同的是，龐大的清帝國的農業成分要遠超他們。這個國家超過一半的土地以小麥種植為主，與歐洲和東岸類似，其中西北的甘肅及部分青海地區以春小麥為主，河南、山西、陜西以冬小麥和小米為主，河北、安徽、江蘇、山東以冬小麥、高粱及海外傳入的新作物為主，其長江兩岸部分府縣還出產大米、茶葉、油菜籽和其他一些作物。每年夏收、秋收的情況都要第一時間呈送北京的朝廷，由皇帝本人與各級官員評估糧食收成的好壞，并以此為基礎制定相應的政策，你可以將其視為一種有些奇怪、古老的預算制度。值得一提的是，因為龐大規模的軍隊及戰爭帶來的壓力，地方州縣的財政負擔并不輕，因此很多州縣會時不時地上報‘歉收’，以抵制北京朝廷要求的增加繳稅額度的愿望，而帝國政府因為體制及統治方式的原因，往往無法對此作出準確的判斷。”
“雖然稅收負擔不輕，但因為明朝末年戰亂導致的人口減少，現在雖然大大恢復，但人均擁有的土地仍然十分可觀，農民們的生活過得并不災難，比廣東、廣西及西南一帶明朝統治下的農民們總體而言要輕松一些——當然戰爭的臨時加派、地方官吏的貪婪以及盜匪可能的出沒，都會導致農民的生活狀態在短期內發生急劇的變化，但總體而言，清帝國建立三十余年后的今天，作為其統治核心的北方的人口、糧食產量都有了巨大的增長，水利、灌溉、儲量設施都得到了更新乃至擴建，這對于農業形態的社會而言十分重要。”
“最近十多年以來，根據我們的觀察，清國農田種植面積之中，像桑樹、茶樹、棉花、芝麻、大豆、玉米、紅薯、土豆、芝麻、花生等作物的比例有所增加，尤其是前面三者。這似乎從一個側面印證了，市場對這類經濟作物的需求與日俱增。我們無從證實清國境內是否開設了足夠規模、投資巨大的棉紡織廠、絲織廠或茶廠，這方面的資料太過缺少，但可以肯定的是，清帝國最近十多年對外輸出生絲、綢緞、茶葉、棉布的數量大大增加，這從倫敦、阿姆斯特丹市場公開的財務資料就能看出，英格蘭、聯合省的兩家東印度公司每年在清帝國采購了巨量的上述商品，其中甚至包括數量不詳的北方出產的柞綢（在華北和滿洲部分地區，清國人用櫟樹葉來養蠶）。”
“紡紗業是清國農村最重要的手工業，迄今為止清國80以上的棉布都是‘國產’的，只有極少數是從順國、寧波以及外洋商人處購入。毫無疑問，清國95以上的工業產值是手工業，只有極少數的行業才會采用一些原始的、簡陋的、效率低下的水力或畜力機械生產。在這一點說，他們被與我國貿易頻繁的順國、明國遠遠甩在了身后。”
“絕大部分的手工業生產位于城市，但農村的也不少。通常手工業生產都是由一家一戶的模式組成的，這一點在北方尤其普遍，例如農民在家中用自己的勞動力進行紡紗、織布，偶爾有一些富裕的農民積累了一定數量的金錢后，會額外購買幾臺紡紗機或織布機，然后雇傭勞動力來進行操作。城市里的一些工匠個體戶同樣如此，他們有時會雇傭一些貧苦市民來碾米、榨油、軋棉以彌補家庭勞動力的不足。不能說清國境內不存在成規模的集中生產制的手工工場，但無論是在雇傭工人數目方面還是產量方面，都遠遠無法和一家一戶模式的手工業生產相比，因為后者很多是清帝國龐大的農民群體的副業。”
“我們無法搜集到太多的有關清國境內現代工業的資料，這是令人驚奇的，因為即便我們的情報能力再差，也不可能對其一無所知。因此，我們是否可以這樣猜測，清國境內不存在李順政權轄下我們援建的那種哪怕很小規模的現代工業，這可能是由于這個國家的政治體制、經濟形態以及思想文化所共同造成的。與順國萍鄉煤礦、湘潭鐵廠、長沙槍炮局、衡陽織布廠、贛州榨油廠等原始機械化生產的官辦企業相比，清國沒有任何一家使用機器以提高生產效率的采礦或制造企業，這或許是因為他們將大部分帝國預算用到了維持軍隊、穩定邊疆、發放旗餉及供政府、官員和皇室開銷了。不過據這幾年我們從英國、荷蘭東印度公司得到的一些未經證實的消息，清國似乎在努力尋求采購一些水力或人力機床及其他設備，用于船舶制造、武器生產方面。與此同時，他們似乎也在花費大量資金聘請來自歐洲的工匠幫助他們設計茶葉、生絲、棉花等主要出口商品的加工，以提高生產效率。這可能是因為戰爭所帶來的巨大的財政負擔的壓迫，除此之外別無解釋。”
“雖然多年以來清帝國遭受了種種來自海外的沖擊，但除了個別大城市有一些開明人士愿意了解海外動態或新思想外，居住在廣大農村的帝國基石——地主士紳——仍然生活在他們傳統的精神世界里。信奉孔孟哲學的他們年復一年地參加由帝國政府組織的以傳統儒學為基礎的科舉考試，對于來自海外的新知識比較冷淡。除了松江、蘇州、杭州等地有一些傳授現代知識的學堂之外，我們還沒有發現其他地方有這些學校的蹤跡，或許是根本沒有，或許是因為我們對這個帝國還不夠了解。”
看到這里，雖然對其中的一些段落還有疑惑，對某些內容總感覺有些霧里看花之感，但就整體感覺而言，郭普夏已經覺得很明晰了，那就是清帝國與中央帝國歷史上的那些封建帝國幾乎沒什么不同。即便因為南征的受阻以及東岸人多年的存在，也僅僅是刺激清帝國加強了對軍事工業方面的投資，除此之外他們對于現代化的生產知識、科技知識、管理知識的吸收，仍然非常緩慢。
郭普夏甚至有些期待，當十年、二十年或者三十年過后，隨著地盤的擴大以及社會的進步，順國無論鋼鐵、軍火等軍需物資的生產，還是棉布、食鹽、油料等民生物資的生產都增長到一個與清國相差無幾的地步時，滿清的統治上層是不是會有一點覺悟，境內的漢族官員、武將對這個老大帝國是否還能夠維持足夠的忠誠——他希望在他還活著的時候就能看到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