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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逸到洛陽時，范純仁竟親自迎出城外十里長亭。
他今年已經六十多歲，兩鬢蕭疏，由兒子范佑質扶著，立于瑟瑟寒風中等候。
現在官府還沒啟印，而且楊逸這一路行來十分低調，很少有地方官員出城迎接的，這乍一聽說范純仁親自迎出城來，心中不禁十分感慨，連忙跳下車，趨步進亭拜見。
“范相公何須如此，下官實在當不得。”
范純仁上前將他扶起，和聲說道：“任之為國事驅馳萬里，不畏嚴寒艱險，成功說服遼主減免十萬歲幣，有大功于國，老朽迎出十里算得了什么！”
范純仁這次是以私人身份相迎，因此他并不以官職相稱，倆人稍稍寒暄過后，他讓隨從送上溫酒，就在亭中與楊逸對飲了三杯；
范佑質接著上前向楊逸行了個大禮，恭敬地說道：“家父年老體弱，被貶南荒，幸得楊學士施以援手，楊學士大恩，佑質無以為報，請受我一拜！”
“范兄快快請起，我曾聞令尊所言：公事公言，我知有公，不知有私。令尊德高望重，為事皆以公心為準，本不應及罪，我為令尊進言，也只是公事公言，又豈能挾恩求報？”
范純仁確實是個光明磊落的人，等楊逸與范佑質答對完了，他撫須感嘆道：“年前陛下將遼事盡托于任之，老夫曾上表竭力反對過，當時是擔心事關重大，而任之過于年輕，缺少經驗；如今看來，倒是老夫杞人憂天了！此事還望任之莫怪！”
楊逸連道不敢，對范純仁這份磊落胸懷，楊逸也很是佩服，另外范純仁是蘇州人，說話帶有很濃的江南口音，讓楊逸感覺很親切。這長亭之中寒氣甚重，倒不好讓范純仁在此多留，于是大家很快登車一同回城。
洛陽是大宋的西京，街市非常繁華，行人摩肩接踵，叫賣聲不絕于耳，更因剛過新年，沿街店面都搭著嶄新的彩樓歡門，人們新衣新帽，臉上還洋溢著節日的喜氣，各個瓦子勾欄之中，人潮涌動，戲班雜耍處處，讓人流連忘返。
同時洛陽也是舊黨的大本營，當年王安石當政時，司馬光、文彥博、富弼等十三人退居洛陽，仿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評擊朝政，筑堂繪像，號為洛陽耆英會，迄今在舊黨中留為佳話，對于許多舊黨人物人而言，洛陽就仿佛是他們心中的圣地。
楊逸作為新黨的重要成員之一，走進這座舊黨大本營時，心中不免有許多感慨，舊黨的派系眾多，但洛陽無疑是打上舊黨烙印最深的一個城市；
看來要抹掉舊黨的精神印跡，光挖司馬光的墓還不夠，洛陽這邊也必須做些文章才行啊！
什么耆英會的，必須以官方的名義把它打成非法組織，否則就會成為后來者的榜樣。
楊逸在驛館換了常服，這才前往范純仁府上，進門一看，楊逸對范純仁的操守更為佩服了，他府上極為簡樸，室內擺設尚不及市井間的中人之家華麗。桌上的菜色也只是幾樣普通的家常小菜，連肉都很少。
大宋官員的薪俸極為豐厚，即便不貪污，光是薪俸也能過上非常奢華的日子，楊逸雖然建議重新啟用蘇軾和范純仁兩人，但相對而言，他對范純仁更欽佩一些。蘇軾貪不貪楊逸不知道，但蘇軾和范純仁相比，私德和生活作風上絕對呈鮮明的反比。
蘇軾在聲色犬馬方面，樣樣是個中頂尖人物，在杭州為官時，一次出游，上千艷妓同行，場面之浩大，蔚為大觀。
當初蘇軾反對王安石的差役法時，曾有這樣一份奏章：自古役人之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谷…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樂…若廚傅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圣觀。”
這話的大體意思是這樣：普通的鄉戶，天生下來就應該是要服勞役的，就象人必須要吃五谷雜糧一樣，咱們士大夫四處去當官，連祖墳都沒時間回去看看，很是辛苦，這辦公之余，自應該玩樂一翻。若是咱們士大夫也要交役錢，這怕就沒米下鍋了，這還讓士大夫活嗎？士大夫不生活不奢華點，怎么能體現出太平盛世的圣景來呢？
交幾十文役錢你就沒米下鍋了，恐怕你送給別人的小妾，送給王詵的高俅就不止值幾十文吧？
而這竟是蘇大才子反對差役法的理由，堂而皇之上奏朝廷！
若是將蘇大才子這份奏章，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文章刻在一起，相信大家一定會對華彩詞章冠絕天下的蘇大才子更加佩服吧！
楊逸不知道以節簡聞名的范純仁，看了這份奏章有何感想，反正楊逸感覺非常有意思！
楊逸不反對憑自己的能力過奢華的日子，他也不認為交點差役錢，就能影響到士大夫的優渥生活。象蘇軾那樣，帶上千小姐出游，只要不花公款，他也樂意看到這樣的美景。
象范純仁這種嚴于律已的人，注定只能做為一種道德模范，因此他感嘆地說道：“以前常聽人說范相公節簡清廉，俸祿多用于接濟鄉鄰親友、助學濟貧，今日一見，始信為真矣！”
范純仁一邊請他入席，一邊笑道：“任之此翻贊喻，老夫實在慚不敢當，楊家在東京的藥鋪定期給貧苦百姓施藥，田租比別家少收一成，和任之的義舉比起來，老夫便算不得什么了！”
“誠如范相公所言，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在恕與儉上，晚輩不及范相公萬一，對百姓施點小恩小惠，又何足掛齒？”
“任之此言差矣，莫以惡小而為之，莫以善小而不為，只要是善舉，何分大小？”
“多謝范相公！”
中國人講究食不言，寢不語，但奇怪的是，中國人之間的交流，卻又大部分是在酒桌上完成的，象這種朋友或同僚之間的宴請，大家通常都是吃得少，說得多。
即便是范純仁也不例外，倆人稍稍動了動筷子，便都停了下來，話題也很快轉到朝政上。
范純仁撫須說道：“宋遼已百年無戰事，涿州之變是個意外，任之雖然取得了易水大捷，但這無損于遼國實力，對遼政策，老夫依舊以為應以和為貴，擅起刀兵，于兩國百姓皆無益處，任之這次能順利把和議談下來，著實出乎老夫意料，提著的心總算是放了下來，來，我敬任之一杯。”
楊逸笑笑，范純仁在個人品德上很值得人尊敬，在內政能力上也很突出，但在軍事外交上絕對是弱項，他曾在西北為官，與西夏交手是一輸再輸，損兵折將，因此，想讓他對外持強硬態度很難。
但這次會面，楊逸并不單純地看作是自己與范純仁的一次平常私會，或許，這是新舊兩黨建立溝通的開始。
“范相公，涿州之變確實是個意外，是彌勒教精心策劃的一次陰謀，然而范相公可曾想過，國與國之間，存在著無數的意外，誰也不知道何時、何地、何事，稍稍一碰，就會引發兩國的大戰；
河北之地皆是平原，始終是我大宋軟肋所在，遼軍一但攻破第一道防線，騎兵可直抵東京城下，范相公，晚輩始終認為，忘戰必危，此言乃我大宋最真實的寫照。”
范純仁聽了楊逸這翻話，不禁微微皺了皺眉，他確實是想通過影響楊逸，達到影響新黨對外政策的目的，因為除去楊逸與章惇忘年之交的關系，他這次立此大功，在新黨中的話語權已不容輕視。
“任之也別忘了，國雖大，好戰必亡的道理，任之一再強調河北無險可守，乃我大宋的軟肋所在，有大興兵戈之意，對此老夫也不敢茍同；
孟子云：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只要我大宋內修德政，消除黨爭，眾志成城，則河北還何來大宋軟肋之說？
如今大宋內弊眾多，民生困苦，急需休養生息，因此無論是對遼，還是對西夏，我大宋都應適可而止；
如今朝廷的各項新政本就不甚得民心，若再一味的對遼夏示以強硬，使戰事頻生，恐非朝廷之福、百姓之福啊！”
范純仁一味的強調人和，而忽視了地利的因素，對此楊逸有些不以為然，雖然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光有人和，沒有地利，要想保證國家安定，往往就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若大宋真強大到‘固國不以山溪之險’了，那忽視河北的地利問題到也無妨，但現在的大宋顯然還沒有這么強大，這時說什么‘固國不以山溪之險’，未免有些脫離實際了，因此，楊逸認為強兵修甲是刻不容緩。
楊逸也明白范純仁的本意，他反對大宋對外用兵，他強調人和，強調內修德政，就是希望說服新黨放棄對外咄咄逼人之勢，安心發展內政。
范純仁的擔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現在西北正在積極備戰，準備慢慢蠶食西夏，這必將引來西夏強烈反彈，而河北又開啟了大戰的先例，這次雖然贏了，也成功減去了十萬貫歲幣，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觸怒了遼國，大宋面臨兩面開戰的可能性大增。
有鑒于于此，楊逸也不打算反駁他，話鋒一轉說道：“范相公可知態度一向強硬的遼國，這次為何輕易服軟，并同意減免歲幣？”
這正是范純仁一直疑惑不解之處，若按遼國以往的做派，吃了這么大的虧，絕對咽不下這口氣，因此楊逸的話把他的好奇心徹底勾了出來。
“還請任之細細道來！”
“范相公，事實上遼國這些年災荒頻發，國政糜爛，國內亂象已生，各少數部族叛亂不休，這次下官使遼，打聽到阻卜等部的聯軍，已經打到上京城外的倒塌嶺一帶，草原上更是烽煙四起，室韋、北路、西路群牧司紛紛陷落，連西北路招討使耶律撻不也都不幸戰死，可以說遼國亡國之象已現。”
范純仁大訝，楊逸的這翻論斷太過驚人了，他難以置信地說道：“任之所言，未免有些言過其實了吧？”
楊逸對此不予辯解，接著說道：“而我大宋呢，傳國百三十年至今，土地兼并之嚴重歷朝歷代前所未有，冗員、冗費、冗兵拖得朝廷喘不過氣來，國庫入不敷出，國內各種矛盾極為尖銳，老態漸露，若再不改革圖強，一但遼國被新興的草原部族取代，其挾大勝之威，強勁之戰力而來，我大宋將如何抵擋？范相公啊！下官絕非妄言…”
“任之！”
范純仁聽到最后，實在忍不住打斷楊逸的話，在大宋上下看來，無論如何宋遼仍是天下最強大的兩個國家，若說有人能一下子滅亡這兩個國家，誰會相信？
楊逸苦笑道：“若是宋遼聯手，這天下確實沒有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