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前后后忙活了近一個月，終于完成了皇帝的大婚慶典。結婚之后的皇帝，無論從哪方面講，都算是成年人了，自然再沒有一月兩朝的道理，鴻臚寺便上奏，請皇帝改回五日一朝。
其實按照祖制，是每天都應該早朝，風雨無阻，常年不輾的。打破這一傳統的，是萬歷的叔祖正德皇帝。這位在歷史上以荒唐嬉戲著名的武宗皇帝，自然不受陳規的束縛，十天半個月不上朝是家常便飯，甚至數次離京數月，把早朝的規矩破壞殆盡。到了嘉靖皇帝，曾有一段時間的振作，但到了中年以后，嘉靖住到了西苑，專心致志的修壇煉丹，二十多年不上朝。雖然靠著強大的手腕，權柄未曾失去，但早朝這項禮儀，已經名實俱亡了。
萬歷的父親隆慶，出奇的懶惰懈怠，對國政毫無興趣，臨朝時如同木偶，常常讓大學士代答其他官員的呈奏。初期幾年還能五日一朝，
到了后期的幾年里，則索性把這如同具文的早朝也加以免除。
連續六七十年形同虛設的早朝，這比朝中絕大多數官員的年紀還長，所以就連負責早朝禮儀的鴻臚寺，都認為五日一朝已經是很大的進步了，只有少數的衛道士，才呼吁恢復每日一朝。但這些聲音終究不是主流，無論從哪方面講，大臣們都不能接受，恢復每日三更即起、風雨無阻，事畢匯報、圣心獨裁的祖制了。
對于這種安排，萬歷算是比較滿意。這也難怪，大凡初當新郎倌的人，開頭一些日子，都是恨天黑得太晚、亮得太早。萬歷雖然貴為天子，但跟普通的飲食男女沒有任何不同。李太后唯恐他過早沉mi女se，重蹈他父親的覆轍，因此大婚之前對他嚴加管教，竟真讓小皇帝以處男之身等到了大婚。
但凡事物極必反，如今一旦開禁，萬歷皇帝那叫一個食髓知味、如癡如醉，只要一聞到聞到粉黛之香，觸到肌膚之膩，甚至不用接觸，只要看看皇后那鼓蓬蓬的胸部，他按捺不住，不分場合地點的yu求魚水之歡。然而王皇后是千挑萬選出來的端莊女子，怎會允許他白日宣yin？
只能在夜里ang以后，才會放開矜持。
所以大婚以后這些日子，萬歷皇帝夜夜笙歌，那天晚上不搗鼓個四五次，絕對睡不著覺。可是這樣一來，多年養成的習慣早起，就成了難以忍受的折磨若不是想著，早朝是親政的開始，他連五日一朝也覺著多了。
這天又是例朝的日子，皇帝又是折騰了一宿，正和皇后相擁，睡得死沉死沉。外面便響起三下梆子聲，然后是太監那尖細的聲音：“恭請皇上起c花ng啦…”萬歷睡得沉沒聽見，王皇后卻一直留神聽著，在大婚之后，李太后可謂耳提面命，讓她做賢內助，切不可拖了皇帝的后腿。所以她一下就醒了，把皇帝推起來。然后傳尚寢局的女侍進來，替自己和皇上穿衣梳洗。用過早膳后，恭送哈欠連連的皇帝坐上御輦，往中極殿上朝。
…一…口…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口…一…、…一…一…一…一…一…一隨著三聲鞭響，百官迅速序班完畢，萬歷在金臺御幄中升座，待必須的儀式演過之后，傳旨太監高唱道：“有事具本早奏，無事卷簾退朝………”于是鴻臚寺官員開始高唱退休及派赴各省任職的官員姓名，被唱到的人進殿對皇帝行禮謝恩。然后四品以上的官員，以及科道御史魚貫進入大殿，各衙門的負責官員向萬歷報告政務并橡求指示，皇帝則提出問題或作必要的答覆。這一套節目在日出時開始，而在日出不久之后結束，每天如此，極少例外。
是的，非常之快，快得就像年輕人的房事，剛剛擺開陣勢，就已經鳴金收兵了，能起到多少實際作用，也就可想而知了。其實早在成化年間，早朝便淪為一種意義大于實用的儀式了…本朝初年創業伊始、
勵精圖治，在早朝之外還有午朝和晚朝，規定政府各部有一百八十五種事件必須面奏皇帝決斷，皇帝每天要處理數以千件的奏章和報告。
這種非人的勞動量，只有太祖皇帝和成祖皇帝這種馬上得天下的鐵人能夠承受，到了他們的后世子孫，便無能為力了。而且還有一個因素不能排除，就是后世的皇帝，雖然坐在他祖先坐過的寶座上，但他們的職責和權限，已經和祖先大有不同了。開國皇帝的一言一行，都被臣下恭維為絕對的天憲法度，無不遵照執行。而他們卻是在臣僚的教育下長大，他們的責任范圍，便是這群文臣所安排的甚至其處理政務的是非標準，都不能違反文臣制定的標準，不能摻雜個人情緒，否則便會遭到無情的批評和勸諫，直到皇帝改正為止。
這種權力的變遷，盡管在表面上很含蓄，但實質上卻毫不含糊。
究其原因，是因為開國皇帝創建了本朝，同時也設立了作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而在建國百年之后，尤其是皇帝接連怠政的最近一個甲子，文官集團早已成熟，完全可以獨立運轉國家機器。所以，御前陳奏毫無懸念的流于形式…所有陳奏的內容，都已經在之前用書面形式上達，并按照事件的重要程度，依次由各部院、內閣、乃至廷議集體決策出來，只有必須讓全體官員獲悉的事情，才在早朝時重新朗誦一過其實就連這一項也沒有必要，因為內閣會通過廷寄，將這些文件以書面形式下達給各衙門。
而萬歷要做的，便是安靜的聽大臣們匯報，然后不停的準奏…
因為按照“陳五事疏，后定下的國策，他不能壓住大臣的奏章，當然他也可以不準，并提出自己的意見，但那意味著否定了各部院、內閣、乃至全體大臣的意見，他必須拿出充足的理由，擺事實、講道理，使被否定的人心服。
但講道理是大臣的專長，辯論一百次，皇帝也不可能贏一次。因為他的年齡、學識、經驗乃至權謀，都全方位的不敵手那些歷經三朝，精明的如妖孽般的大臣。
萬歷一直很困huo，大臣們明明把“圣心獨裁，、“乾綱獨斷，掛在嘴上，自己這個皇帝卻為何什么都做不了主？原先他以為，那是因為自己還小，不夠資格擔當國務的緣故。但大婚之后已經數月，還是沒有任何改觀…早朝依然是走形式，所有的奏對都是程式化的。
隨著年齡和閱歷的增長。敏感的萬歷皇帝，自然能感覺出，這種可怕的程式化，嚴重削弱了自己的權威。那次嚴重的沖突之后他漸漸意識到，大臣們所需要的，只是一個個性平淡的皇帝，作為天命的代表，其任務就是演練各種禮儀，作為政府合法的象征，也就是代表天命。說白了，就是皇帝最好毫無主見，才能更好的代表天命就像他的曾叔祖弘治皇帝父親隆慶皇帝，越是謙抑溫和、聽憑大臣們的擺布，大臣們便越是稱頌他為有道明君，并希望后世皇帝以他為榜樣。
原來所謂的“親政”其實是“親爭”就算你是皇帝，也得擼起袖子來lu出后槽牙的全力去爭，大臣們從來不會把權力主動奉還…
萬歷不想像自己的父皇那樣，成為一尊高踮金臺的泥塑，他認為那是被綁架的皇帝：他更希望像祖父那樣權掌天下、隨心所yu，他認為這才是真正的皇帝。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曾經在大婚之前，便用強留張居正，和廷杖膽敢反對言官，向文官展示自己的鐵腕…朕已經長大了，成為一個迥異于先帝那樣的皇帝，你們最好放聰明點！
事后萬歷反思那一次的教訓他開始后悔那次聽了張四維的話，用罪己詔結束了那場紛爭，他覺著自己應該再強硬一些…像自己的祖父那樣把所有不肯聽話的大臣，管他一百還是二百人統統廷杖，然后都趕出京城去！那樣才能天下太平…
然而像上次那樣的軒然o，畢竟是多年不遇的，絕大多數時候，朝堂上還是死水微瀾的…尤其是張居正去后，最大的不安定因素不存在了，首輔沈默開始用溫和的手段，安撫被張居正整得死去活來的朝廷和地方官員，比如將考成法的考核標準，從完成九成減為八成：對沒完成任務的官員，他也再給一年的觀察期，再次完不成，才會處罰。
如此種種，使首輔大人寬仁的名聲達到了頂點，百官也從張居正的高壓下松過氣來，俯首稱頌還來不及，又怎會給他找麻煩？
沒有機會舉起大棒，萬歷想要拿回權力，就太吃力了。公平公道的說，他確實是個早熟的君主，無論是先天的聰明才智，還是后天得到的教育，都要超過他的父親。所以為了爭回自己的權力，他可謂下了很多苦功夫為了以高貴的儀表，給臣僚們以深刻的印象，讓他們認識到君主的成熟。萬歷特意向戲劇演員學習了發聲，并按照太祖皇帝制定的禮儀，要求自己的行為舉止。他的坐姿端莊威嚴，動作優雅沉穩，神情泰然自若，聲音發自丹田，深沉有力，并有余音裊裊果然令不少大臣稱頌他是少年英主。
為了能加重權威，他每天都要親自批閱奏章。奏章大體分為兩種，一種是各部院以本衙門的名義，呈送的“題本”上面的內容大都屬于例行公事，很少會引起爭執。另一榫則是京官以個人名義，呈送的稱為“奏本”上面呈奏的事項，十有是本職之外的。比如奪情事件中，上疏的吳中行和趙永賢是翰林官，艾穆和沈思孝乃刑部司法官員，部元標更是通政司的觀政，這些人上的就是“奏本”因為屬于個人的批評或建議，所以事先不必通知自己的上級。
面且按照規矩，如累認為事態緊急，或者奏本會被通政司扣下，呈奏者可以自己送到午門，由管門太監接受，然后直送御前。因此奏本的內容，在皇帝看到，并送內閣票擬之前，百官是無從知悉的。所以引起震動的本章，往往屬于這一類。
楊繼盛彈劾嚴嵩十大奸，沈煉彈劾嚴嵩，海瑞的，乃至吳中行等人的辜疏，無一例外屬于這種情況。
雖然皇帝不能直接在奏本上批示，而是要在內閣出票之后，再酌情照票批紅，但是萬歷還是很認真的閱看這類奏本。因為他堅信，偌大一個大明朝，這么多事情這么多人，不可能沒有不平之事、不平之人，他要做的，就是把這些不平人、不平事找出來，亮明了。一來可以顯示自己火眼如炬、明察秋毫，更重要的是，要給內閣找麻煩！
準確說，是找沈默的麻煩。
皇帝的思路很清晰，他知道沈默經營二十年，黨羽門徒遍布兩京十三省，有道是林子大什么鳥都有，他就不信這么多沈黨中人，就都那么省心，沒有一個給沈默招風惹雨的。
熟讀的萬歷皇帝堅信，這一招是無堅不摧的。就算北宋那群推行慶歷新政的君子黨，不也是被這樣擊破的么？
當初慶歷新政推行起來，因為范仲淹為首的君子黨完全掌握了朝政，這讓守舊的反對派十分惱火，想把他們趕出京城。然而范仲淹這伙人的名聲太好了，就連仁宗皇帝也動不得他們。但反對派還是找到了機會一那年中秋，主管進奏院的蘇舜卿與本衙屬官聚會，還請了歐陽修、梅堯臣等一幫名士參加。聚會的費用來自兩部分，一部分是將衙門過時的文紙賣掉，不足部分則由蘇舜卿貼補。但在宋朝，賣作廢文紙得來的錢只能充公，若用來si人打牙祭，便是觸犯國法，只是這種小 事，沒有人會在意，大家都習以為常了。
然而反對派立刻給宋仁宗上折彈奏此事，請求嚴懲。仁宗皇帝架不住反對派反復上奏，加之本身也對君子結黨、威脅君權心懷不滿。于是下令將蘇舜卿貶到蘇州，永不許再回京城。參加那次宴會的十幾位名士幾乎全都是改革派，也全部被貶出京，就連范仲淹和富弼也受到株連，降職外調。轉眼間，守舊派卷土重來，改革派被一網打盡，京城中名士一時俱空，皇帝重新樹立起權威…
就這么一件小事，便能使范文正的集團土崩瓦解。就不信沈默的黨羽，能比范仲淹的富弼、歐陽修、梅堯臣們的道德操守還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