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為絕對的權力不僅絕對地使人。同時也絕對地蛻生，權者（君主）身上的神圣靈光，這大概是后者始料未及的。中國如此，歐洲也是如此。歐洲各國幾乎都有君主制的歷史傳統，但其中凡是有著君主傳統的國家，最后都未能走上成功的君主立憲道路，如法國、德國、俄國等;相反，凡是成功實現了君主立憲的國家，其君主幾乎一無例外地都不具有強大的統治的傳統，如英國、北歐諸國等。有著君主傳統的民族在以立憲政治的模式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進程中。君主再也無法成為足以凝聚國民的有效的政治符號，無法充當民族國家的神圣象征，毫無疑問這將使民族國家面臨著不同程度的政治合法性危機。但既然這種憲政國家已經無法繼續利用君主來充當政治合法性的象征符號，那就只能直接以全民的意志為合法性基礎，所以，其立憲就只能是“民主共和”的立憲而非“君主“立憲！
中國的主流文化傳統一向具有很強烈的世俗色彩，雖然中國社會有多種宗教信仰存在，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儒家學說也包含有一定的宗教神秘主義因素，但是總體看中國民族對待宗教的態度是務實的、實用性的，中國文化更注重的是世俗生活的秩序和價值，所謂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實質上是將“天合于人”而不是相反。這種世俗傾向在社會生活中自有其積極意義，可以避免像某些民族那樣陷入宗教迷狂之中不能自拔。但是，這種世俗傾向的文化傳統卻給政治統治的合法性依據出了一道難題。儒家的天命論雖然賦予君主某種神圣色彩，但同時卻始終未能形成儀式化的或宗教性的最高權力產生程序，只能聽任各路豪杰以暴力、陰謀奪權打江山。自從秦漢以來逐漸形成一個傳統，君主通過暴力奪權上臺之后，再利用天命論給自己制造統治合法性，這樣。君主的神圣性就完全來自統治者的自我論證。這種神圣性是由世俗權力支撐、構建出來的，因而注定是脆弱的，因為政治統治的有效合法性不可能來自統治者的自我宣傳，而只能來自社會公眾的認可。這種認可主要訴諸兩種方式：一種是民眾普遍尊奉、信仰的傳統習俗或宗教儀式，另一種則是民主的法理程序。君主制依靠的就是前一種合法性認定方式。然而，在高度世俗化的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世俗的君主并非來自宗教領袖，同時由秦皇漢武為表率的“打江山坐江山”的“叢林規則”也已徹底打破了遠古時期的“禪讓”接替傳統，使得這種和平的權力交接方式在中國傳統中早已不復存在。“成王敗寇”的游戲規則與對絕對方制權力的追求緊密相連，最終徹底抹掉了中國君主身上的神圣光環。君主成為純粹世俗權力的化身。根本上就是一斤小“俗物”并無神性可言。在這樣的傳統里，統治者的神圣性地位寸步離不開絕對的權力的支撐，不掌實權的虛君不僅無法體現君主的神圣性而且簡直是不可思議，甚至根本無法存在，因為其君位必然要被別人篡奪。所以。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根本不可能容納虛君，也根本產生不了虛君。這個區別決定了君主和立憲政治在中國不可能相容共存。
中國近現代的政治制度變革可以走向共和憲政，也可能走向某種形式的君主、個人獨裁或者寡頭政治等等，但唯一不可能出現和存在的就是君主立憲。
歷史學家們指出，近代中國的君憲說論者曾幻想讓根本缺乏神性的君主來充當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符號和合法性象征，為此不惜進行人為制造君主神性的嘗試（比如說一些政治人物以借所謂“天命吉兆”和“民意”為由向孫綱“勸進”但被孫綱果斷的拒絕了）。這樣弄出來的君主要么毫無號召力，根本無法成為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象征和符號;要么就依然的君主，總之不可能是立憲的君主。在一個純粹的“俗物”身上尋求神性。非要讓凡人當菩薩不可。這簡直就是一個大笑話，也是近代中國君憲說的根本謬誤所在。因此。后世的學者們認為，這很可能也是孫綱始終拒絕給自己和自己繼承者的頭頂戴上皇冠的真正原因。
對已經成為國家實際掌握者的孫綱來說，既然在中國，政治統治的合法性已經不可能不口某種超越世俗的權威，也就是說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耿。統治“世俗化。了，那么在中國近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重建過程中，與其沉哂于不現實的神性幻覺之中以致耽誤了歷史時機，倒不如干脆直接在世俗生活中建構新的合法性基礎。比如孫綱在漫長的執政時間內一點一點嘗試建立起來的中國現代民主法理程序就是一種理性的世俗化的“政治統治合法性”基礎。
與很多的專家教授對此似是而非的評價相反，一些學者認為，就中國政治文化傳統的世俗稟性而言，最現實的選擇恰恰不走向沒有神性靈光的君主乞靈招魂，而是應該以民意為號召、以大眾參與為特征的現代民主政治比起君主制來更可以為中國民族國家的政治重建奠定真實的合法性基礎，因為民主政治契合中國政治文化傳統的世俗氣質，而且有利于消除傳統政治文化中關于統治合法性的虛假神性謊言，從而切切實實地把世俗的政治生活合理化。用理性的權力產生、運作、交接程序代替延續數千年的成王敗寇的叢林規則。對飽嘗了“江山代有惡人出，各苦蒼生數十年”的中國人民來說。這也許才是最為正確的道路。
而如果想要走這條道路，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就是中國民眾的政治素質、文化教育水平和參與政治生活的意識必須有較大的提高，否則一個文盲占人口多數的國家想要實行民主憲政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在華俄戰爭結束后，中國進入了展時期的時候。后來成為華夏共和國第一任大總統的孫綱會全力在中國推廣“民不讀書，罪其父母”的“國民普遍義務教育”計戈，而且為了保證國家在國民教育方面的資金投入甚至不惜采用再次舉借內外債和削減軍費等非常手段。
后世的很多人對孫綱甚至連海軍造艦的經費都進行了縮減并將這些經費的很大一部分投入了中國的國民教育事業當中頗有怨詞，認為由于他這斤，“拆東墻補西墻。的做法使中國海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未能擁有一支同中國的大國地位相稱的強大海軍艦隊。但更多的人則認為，孫綱的做法是無比正確的。正是由于孫綱的不懈努力，“尚自然。展個性重美感。的兒童教育理念深入人心，而以學前兒童公共教育替代當時的家庭“私學”教育的方針則奠定了中國“五育教育。小（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美感教育）的基礎，讓中國不但在后來全面消除了文盲，而且使嚴復、梁啟超和蔡元培等人的新式教育理念得以真正成為了現實，為中國教育、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富有開創性的貢獻。而中國人民的精神面貌和身體素質從此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深負變化，促使中國民眾由傳統，的“臣民”向現代真正意義上的“國民”轉變，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巨大和深遠的影響。
后人指出，正是由于孫綱在“國家監護期”不遺余力的推行“教育興國。方針，才使得中國后來的民主共和憲政有了實現的基礎和可能。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孫綱的努力下，孫綱以后的華夏共和國歷屆政府在進行政權交接時都沒有出現過中國歷史上傳統的“血流成河。式的改朝換代戰爭和圍繞著中央政權進行激烈爭奪的血腥政治斗爭。從這一點上講，這才是孫綱本人對中國人民所做的最大貢獻。
而孫綱的“教育興國”方針為中國培養和儲備了一大批高素質的對國家負有高度責任感的各方面人才，使得中國的科技水平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緊緊跟上了世界的腳步，甚至在某些領域還走在前面，為中國在后來從容應對兩次世界大戰的烽煙和浩劫奠定了良好的科技基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溫斯頓邱吉爾在自己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這個人神話般的讓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國人變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公民”從這一點來說，他對他的國家的貢獻要遠大于他指揮他的軍隊在戰爭中所取得的所有勝利的總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