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我所知，麗妮小姐說的這支女子奇兵名叫飛云隊，是以人力借勢滑翔，還得借助天蠶絲吊索之力，方可奏效，”趙春澤說道，“其隊員皆為女子，是因為女子身體較男子為輕之故，其法操練頗為不易，這支女子奇兵本有五百多人，鎮南關一役，亦建殊勛，因其連番劇戰，多有折損，歸國時已不足百人，劉永福將軍極是痛惜，遂遣散之，蓋不忍此等奇女子全沒于血腥沙場也，我聽聞此事后，不禁為之感動，由是生出制造飛機的念頭，期望有一天能夠振翅九霄，以紀念這些巾幗英雄。”
聽了他的話，海軍眾將也都禁不住悚然動容。
“趙先生說的是，”徐振鵬有些感慨地說道，“今日我大清有了此等飛機，那些犧牲于沙場的巾幗英靈，當含笑九泉了。”
“為什么每一項新發明總是最先應用在軍事上，真是很奇怪。”麗妮說道，
“又來了，”孫綱看著眼前的法國美女，不由得一笑，對她說道，“我想我們不用再討論這個問題了吧？”
“我忘了，在場的全都是軍人，而軍人，是離不開戰爭的。”麗妮莞爾一笑，說道，
孫綱問了一下眼前這架中國人制造的第一架飛機的具體信息，這架飛機的動力系統是一個不足100斤的小型汽油發動機，是“軍械司”的這幫牛人仿照法國汽車的發動機自己動手制造的，并采用了水平尾翼、垂直尾翼和操縱翼的設計，這些在當時應該算得上是極為先進的設計了，孫綱立刻給趙春澤安排讓他繼續完善這種飛機，并表示自己將全力支持他，以期能讓這種飛機在未來的戰爭中發揮作用。
目前地飛機應該只能用于偵察或者通訊運輸什么的，但即使這樣。也會對中國地軍事變革產生深遠地影響！
飛機引起地“小插曲”告一段落，從飛機“迫降處”回來。孫綱和大家又研究了一下關于英國海軍前來可能出現的問題。英國人的第一站是威海衛。雖然知道葉祖圭已經做了布置，但大家還是有些擔心，只有孫綱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
英國人的反應其實在他地意料之中，他現在比較擔心的，其實是另一個問題。
“旅順和大連這里全然一片平和景象。和威海不同，”劉冠雄說道，“山東各地民教相仇愈演愈烈，頗有不可遏制之勢。又恰逢黃河水災，而眼下朝廷處置不當，列強又全都近在咫尺，若因此再給列強貽以口實，局面恐怕就難以收拾了。”
劉冠雄說的這個情況孫綱其實早就已經了解到了，這也是他一直擔心的。
北洋軍情處近期已經把山東發生地事報給了他，之所以他沒有發表什么意見和采取什么措施，是因為他總在海軍里面混。對于這類的事情。他一時半會兒的想不出什么好的解決辦法。
北洋軍情處的人只是按照平時慣例把各地的情報分別歸類整理給他，但他卻從中看到了好多其他的問題。
而這些問題。是無法用戰爭和蝴蝶效應來解決的。
這些個問題中最主要地，就是黃河在山東決口造成地大規模水災。
如果黃河水災也是一個“蝴蝶效應”的話，這個“蝴蝶效應”引起地其它一系列“副效應”，可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還。”作為中國的第二大河，中華文明的母親河之一的黃河，在孕育了中華文明的同時，產生的水患，也和中華文明的歷史相貫穿，中華民族從誕生之日起，就一直在同水患作著斗爭，可以說，一部中華文明史，也是一部“水患斗爭史”。
眾所周知，因戰亂和過度開墾等多種因素，原來水草豐美的黃河地區的生態幾個世紀以來遭到了極大的破壞，結果導致后來黃河水在流經過程中挾帶了大量的泥沙，特別在進入下游的平原地區后，更是迅速沉積，導致河床不斷淤積抬高。為了防止洪水泛濫，人們只得筑堤防洪，日積月累，河道竟然高出兩岸，成為世界聞名的“地上懸河”（偉大領袖毛主席視察黃河時也曾經擔心的說過：“黃河漲到天上去怎么辦？”）。歷史上，黃河一向以“善淤、善決、善徙”而著稱，民間常有“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的說法。
每經過一段時間后，黃河往往會在一定條件下就決溢泛濫，改走新道，其下游河道遷徙變化的劇烈程度，在世界上可謂是獨一無二。史有黃河“六大遷徙”之說，也就是黃河曾經有過六次大改道。到了清時，黃河改道向南，侵襲淮河水系，流入黃海。在清朝初年，康熙皇帝曾大力治理黃河并取得過一定的成效，但由于當時不治海口，“惟務泄漲”，導致海口漸漸淤積，河底也日益漸高，水患也日趨嚴重。
清廷每年要在河道治理上花費巨資，這幾乎成了國家的經常性支出項目之一，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黃河再次決口山東、河南、安徽在三省，次年乾隆南巡（這位皇帝下江南其實也不都是游山玩水），親眼目睹災區人民飽受水患之苦，即投入大量資金進行治理，先后共耗費白銀2500萬兩。道光至光緒年間，撥給河工的銀子也經常達到五六百萬兩。盡管如此，黃河下游的決口自清中期以來卻日漸頻繁。在清初至第一次鴉片戰爭近二百年的時間里，黃河決口就達三百六十一次，從1841年到1843年，黃河連續三年發生大潰決，而在1851年又發生了一次更大規模的潰決。導致這4次黃河潰決的原因，除了發生特大洪水外（1843年洪水被認為是黃河有史以來的最大洪水），其下游河道的淤積抬高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黃河屢屢潰決改道，除了泥沙淤積經年累月，導致河道抬高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便是其下游地質構造運動導致其所謂“東流高仰，北流順下”的特點。黃河在流經河南境內時便已遇到南高北低的地形，因而不像長江那樣可以順流而下。這個問題，早在宋代就曾經引起過爭論，清代后期讓黃河改道北流的呼聲也屢屢響起。乾隆十八年(1753年)，吏部尚書孫嘉淦曾提出過黃河改道大清河的建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魏源在其著作《籌河篇中再次詳細闡述了用人工的方式使黃河改道北流大清河的主張。魏源在書中指出，“使南河尚有一線之可治，十余歲之不決，尚可遷延日月。今則無歲不潰，無法可治，人力縱不改，河亦必自改之”。
魏源在書里講得很清楚，即使不人工改道，時間一久，黃河也將自然改道從1841年到1851年黃河出現的四次大范圍的潰決來看，這已經是黃河即將改道的危險信號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因為黃河復歸南行故道的可能性變得越來越小，清廷也就認了黃河改道北行的“命”，并順著黃河新的流向，在原有的基礎上陸續修建了黃河兩岸大堤。由此，黃河在南行七百多年后，又重新復歸北道。
黃河的改道，可謂是幾家歡喜幾家愁。在當時的條件下，黃河無論從山東還是從江蘇入海，都會給當地百姓帶來巨大的災難。如果從自身利益出發的話，無論是江蘇的老百姓還是山東的老百姓，當然都希望黃河從對方境內入海，正如當時有的官員說的：“東民身被其災，痛心疾首，日盼河之南徙，猶之江南之民萬口一聲，日冀河之北流。”這些省份的地方官為了保全本地民眾，在治理黃河問題的朝議中不得不“以鄰為壑”，由此，黃河改道北流，江蘇、河南、安徽三省民眾慶幸再生之日，便也是山東百姓流離失所之時！
從1855年黃河改道北流后，原本由河南、江蘇、安徽和山東四省共同承擔的黃河水患，全都落在了山東一省之上，今年恰好又趕上黃河大規模決口，更加重了山東人民的災難。
北洋軍情處關于黃河水災的報告是這么說的，“大河以北、濟陽以東所有災區，皆上年六月下旬、七月初旬濟陽桑家渡及東阿高王莊決口為之；大河以南、章丘以東所有災區，皆六月下旬歷城楊史道口決口為之。其水挾小清河而行，縱橫泛濫”